“媒体称辍学率上升背后:传达出劳动力市场扭曲信号”

本篇文章3289字，读完约8分钟

辍学率上升的背后:劳动力市场扭曲的信号

“没有更高质量的人力资本，产业结构就无法升级。 这是一个紧急而重要的问题。 ”蔡昉说。]

到了今年春天，15岁的黑龙江姑娘李星(化名)坚决不去学校了。 比她大两岁的该村女孩在北京打工多年，现在在酒店做服务员，一个月3000多。 李星厌倦了每天骑自行车往返七八公里去学校，她说她不喜欢读书，最大的梦想是在北京打工，长见识。

对女儿辍学，李星的父亲采取默许的态度。 孩子的成绩通常被认为很难考上大学。 另外，考上大学也不一定能找到好工作。 为什么要花这么多年的钱辛苦工作？

李星的故事不是个案。 据《第一财经日报》记者独家获得的数据显示，2009年，江苏省沛县首批入学人数7300多人，而到2009年，初三毕业人数只有5871人。 即使考虑到转学县外等各种特殊情况，该组的数据仍显示辍学率惊人。

本报记者的调查显示，辍学潮在中国大部分农村地区和部分城镇愈演愈烈。 在喷涌而出的过程中，发生了变化的不仅仅是每个中学生的命运。 这些离开学校进入就业市场的年轻劳动力，用他们的流动轨迹，传达出扭曲但意味深长的信号。

错误的信号

辍学并不是什么新鲜话题，但近年来辍学率的大幅上升值得一提。 根据审计署年公布的数据，在调查涉及的1155所学校中，辍学人数从2006年的3963人上升到了去年的8352人，增长了1.1倍。 中国社会科学院人口与劳动经济研究所所长蔡昉认为，这期间的辍学率事实上增加了1.6倍。

中国科学院农业政策研究中心、美国斯坦福大学和陕西师范大学教育实验经济研究所组织的农村教育行动计划( reap )中也出现了辍学率上升的迹象。 该项目在2009年对西部4627名初中一年级学生和3175名初中二年级学生进行了跟踪调查，贫困、中等收入和高收入家庭初中一年级学生的辍学率分别为6.8%、5.8%和4.3%。 到了初二，辍学率分别增加到12.5%、7.7%和5.0%。

根据全国人大常委会执法检查组去年年底对《中华人民共和国义务教育法》实施情况的检查报告，中西部欠发达地区，特别是边远、贫困和少数民族地区，农村中学的辍学率很高，有的地区超过10%。

陈述其理由后，上述报告认为，其理由之一是“一点点的父母认为，与让孩子继续读书升学相比，早点工作赚钱更好。”

“父母都很现实，他会计算这笔帐。 我孩子上了大学，找了工作也不过一个月三四千元。 现在孩子不上学直接出去打工，一个月能挣三千块。 所以现在辍学变得普遍也不足为奇。”江苏职业教育学院负责招生和就业的崔老师告诉《第一财经日报》记者，他在附近两个县做过细致的生源调查，对中学生辍学率的上升趋势印象深刻。

孩子们真的放弃学业进入劳动力市场了吗？ 亚洲开发银行今年早些时候发表了题为《中国的工资水平和竞争力》的报告，分析认为最低工资标准的提高对劳动者，特别是非熟练工人，也就是没有完成高中学业者的生产地的劳动者接受教育有一定的影响。 这是因为，一旦最低工资水平提高，当地一点的学生就会放弃学业，到城里打工。 据估算，非熟练工人工资每上涨10%，高中生辍学率就上升0.3个百分点。

社会科学院人口与劳动经济研究所所长蔡昉认为，中学辍学率的暴涨，确实与这几年非熟练工人工资的持续增长有关。 工资的增加与15至59岁劳动年龄人口持续净减少有关。

根据国家统计局的统计数据，从2009年开始，劳动年龄人口占总人口的比例开始下降。 而且，劳动年龄人口正在净减少。 年，减少人数达到325万人。

从年龄结构来看，青年工人的短缺更早开始。 10多年前出现的民工短缺，准确地说是青年外出务工者的不足。 这一不足以吞噬年轻的非熟练工人，但对于教育程度较高的人来说，诉求同样没有飞跃性增长，两者的工资是统一的。

国家统计局数据显示，全年外出务工农民月平均收入首次突破2000元，达到2049元。 年这个数字是2609元。 年，全国城镇非民营企业就业人员(包括金融、软件、新闻技术服务业等高薪领域)月平均工资为3900元，民营企业就业人员月平均工资为2396元。

教育水平不同的劳动者工资统一意味着教育收益率下降。 对长期以来经济社会的快速发展来说，这不是好消息。

“大学生就业比农民工就业困难的农民工中，教育水平高一点的人和中学辍学的人收入没有差别。 这种错误的信号体现了市场失灵。 这样的故障，从长期来看，似乎会造成非常严重的后果。 未来不仅仅是他们，从微观到宏观，都要承受这个结果，”蔡昉说。

难局和破解[/s2/]

李星如愿到达了北京。 在老乡的介绍下，她很容易在通州区的餐厅找到服务员的工作。 三天的新人培训后，李星正式启航。 基本工资每月2000元，饮料另加提成。

参与农村教育行动计划的美国斯坦福大学国际问题研究所中国问题研究专家罗斯科( scott d. rozelle )教授向媒体表示担忧说:“许多孩子没有得到良好的教育就早早流入社会，这将对家庭和国家产生巨大的影响。”

这种影响，或者说扭曲的劳动力市场信号带来的直接后果之一，就是技能不足的年轻人涌入了劳动力市场。 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副部长杨志明表示，目前的技能不足是农民工成长为现代新兴产业工人的首要障碍和短板。

据估算，农民工集中就业的劳动密集型第二产业和劳动密集型第三产业岗位，分别要求平均教育年限9.1年和9.6年，资本密集型第二产业和技术密集型第三产业岗位，分别要求平均教育年限10.4年和13.3年。 根据农民工人力资本状况估算，平均受教育年限仅为9.6年。

“这么多工人，他连现在的资本技术密集型产业岗位都适应不了。 怎样才能适应产业结构调整以后的要求呢？ 产业结构调整对劳动者素质的要求明显提高，但劳动者受教育年限提高缓慢。 这给未来带来很大的难题。 ”蔡昉说。

北京大学的章铮(研究表明，由于技能不足、社会保障不健全、户籍制度障碍等原因，大部分农民工35岁以后陷入就业困难、难以留在城市、难以返乡的困境。

蔡昉解体和当时国企改革时陷入困境的“40、50人”(指劳动年龄段女性40岁以上、男性50岁以上时，因自身就业条件差、技能单一等原因难以在劳动市场竞争就业的劳动者)一样，在这些早期就业

亚洲开发银行根据中国目前13至16岁的人口进行计算，非熟练工人工资上涨10%导致的辍学人数为10万人左右。 从2001年到2001年，中国高中未毕业的25至34岁年轻人的比例超过了四分之三。 相比之下，韩国同年龄段的年轻人都完成了高中教育，巴西和墨西哥的比例也接近一半。

今年两会期间，李克强总理在政府实务报告中29次提到“就业”，强调就业是民生之本。 随着劳动年龄人口的持续减少和农村转移劳动力的速度下降，就业中的结构型矛盾越来越突出。 教育部副部长鲁昕3月在一个论坛上表示，就业方面最突出的矛盾是，从短期来看，高校毕业生就业难和技术技能人才供给不足的矛盾。 从长远来看，这是加快产业转型升级和缺乏高技术技能人才的矛盾。

“未来，人力资本将成为中国经济快速发展的障碍。 如果没有更高质量的人力资本，产业结构就无法升级。 这是一个紧急而重要的问题。 ”蔡昉说。

中国国民的平均教育年限现在只有8.2年，处于很低的水平。 另外，中国在九年制义务教育结束后，由于没有建立之后的综合教育和培训体系，很多非熟练工人的技能提高很慢，同时也很困难。

作为对策，今年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提出实施农民工技能提高计划，弥补技能上的短板，使农民工更好地适应产业结构调整的要求。

亚洲开发银行建议，中国下一步应制定和实施统一的国家技能快速发展战术，着眼于提高工人特别是非熟练工人的技能。 可以考虑向辍学率高的主要人口外流地提供特别补助金，帮助越来越多的学生完成高中教育。

目前，九年制义务教育支出基本由县级政府支出，存在突出的支出责任和财力不一致的情况。 蔡昉建议中央政府应承担义务教育支出的责任，另一方面应将高中和学前教育纳入义务教育的范畴。

不过，蔡昉告诉《第一财经日报》记者，上述两项建议在不同场合阐述，但教育部和相关部门至今未给予正式反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