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樊纲：“十三五”GDP年增速可望不低于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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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的高增长故事还没有结束。 》经济学家、中国改革研究基金会秘书长樊纲日前在接受中国证券新闻记者采访时指出，“微刺激”不是刺激，而是在公司、房地产投资的基础上补充政府投资。 “十二五”期间gdp应保持7%-7.5%的年增长率，所谓经济新常态，就是告别以往实质上属于过热的高增长。 他还表示，地方债务压力来自金融债务支撑长时间公共基础设施建设，处理好这种融资机制不匹配的问题就可以化解风险。 关于国资国企改革，他认为混合全制的最大意义在于将国有产权纳入私有产权的私家车。 包括未来垄断领域在内的所有行业都应当开放民间资本，也应当允许和鼓励民间资本本着法律规定和合同精神参与改革。

樊纲

国民经济研究所所长、创始人。 北京大学，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学教授。 中国经济改革研究基金会理事长、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研究会副会长。 第一个研究行业是宏观经济学、制度经济学。 2006-年连续两届担任中国人民银行货币政策委员会委员。 是“中国经济50人论坛”的共同发起人和学术工作者。

“微刺激”实质上非刺激

中国证券报:对于经济增长放缓，社会关注的是“微刺激”是否加码，你对此有何看法？

樊纲:首先我要强调一下，我不认同所谓的“微刺激”的概念。 回顾中央和有关部门最近召开的几次会议，对经济增长没有采取任何新的方法，只监督原先宣布的、未执行的措施。 任何政策，出现后都一定有执行的过程，不应该把这个过程看成刺激。 另外，还必须看到，核查的执行本来应该是政府进行的事件。 例如，政府财政在本应支出的上半年无法使用，这表明政府投资不足，至少不足。 目前正在进行的事件，除了公司、房地产投资外，只是弥补应有的政府投资，绝非经济刺激。 给一点点人的所谓“微刺激”和“微刺激”加代码，我认为没有反映现实情况。

中国证券报:我多次说过，不能只强调费用的增加。 出口、投资都要平衡稳定增长。 为什么这么重视投资？

樊纲:目前投资对经济增长的意义毋庸置疑。 这首先是因为，政府掌握公共收入和支出，包括地方基础设施建设在内，都应该做，作为政府的作用之一，实际上每年财政的一部分都在做这个。 其次，促进费用是个好方法，但如何促进是个问题。 是发票，大幅度降价，还是补贴，这些都不现实。 我们知道，支出的增加取决于收入的增加。 只有抓紧进行收入分配、社会保障体制改革等，才能实际增加支出。 因为，这个政府只有促进就业和收入的增长，推进社会保障体制改革，增加教育支出、医疗卫生等支出，才能为支出的增长奠定基础。 指望政府出台政策刺激支出的增长是不可持续的。

当然，不能把新的投资全部投入到产业资产上。 否则，生产能力过剩将更加严重。 我该怎么办？ 储蓄率过高时，要多搞基础设施建设，造福子孙后代，为今后的快速发展积攒一点后劲。 这些投资的大部分必须放在基础设施而不是公司。 如果重新投入水泥、钢铁、光伏等公司，只会导致产能进一步过剩。

中国证券报:稳定增长有什么办法吗？

樊纲:在这里，让我们简单地假设一下。 如果要刺激经济，政府手中的牌只是财政和货币政策。 除了造一点住宅和赊账之外，重要的方法是投资。 目前，中国的支出与储蓄比例严重失衡，为了应对储蓄过高的问题，有必要将投资保持在一定水平上。

当然，公司的投资有一定的比例，不能太高。 因为现在的费用这么多。 从这个意义上说，我们提供社会保障、完全的收入分配等，目的是提高费用率和降低储蓄率，但也有利于长期的经济增长。

需要注意的是，在高储蓄率面前，我们正在进行的基础设施建设，无论是那一年还是短期都不能使用，例如高铁、地铁等基础设施将用于今后几十年至一二百年。 我们不能批评投资，特别是基础设施投资。

地方债务风险与融资机制不匹配

中国证券报:但是，人们总是担心投资过热，债务扩大。

樊纲:首先，在有足够的储蓄的情况下，即使兜兜风，我们也要确认我们的经济能够应付目前的地方债务，然后才能讨论如何支付。

当然，地方融资平台背负的债务确实非常大。 但是，对于地方融资平台和不良债务，应该从两个方面来看。 一是，2009年为了刺激经济，我们进行了过多的投资。 包括过多的基础设施投资。 效率低下和浪费的问题不可避免，效率低下和浪费又会稍纵即逝，一个从长远来看可能还远远不及。 二是地方政府投资的东西大部分都是有用的，但从长远来看，再有用的基础设施也有可能在5年10年内无法偿还贷款。 地方政府投资的多为基础设施，这是地铁、高铁等长期、耐用的公共支出品，其收益是未来收益的流向。 因为这个还款期很长。 另一方面，地方融资平台借的钱都是金融债务，是银行贷款，还是影子银行贷款。 原本提供短期流动资金的银行转向地方耐用品投资，同时面对长达200年的收益，出现了时期的失配，时期的失配背后是融资机制的失配。

中国证券报:你怎么理解？

樊纲:用金融债务支撑长期公共基础设施建设的融资机制的不匹配，造成了我们现在面临的偿债压力。 很明显，任何长时间项目本来都应该有别的融资方法。 这包括长期股权投资。 例如，西方铁路就是这样建成的。 不还款而付利息就行了。 二是长期的公共债务，从50年到80年都有，每年不偿还，偿还就行了。 从整体上看，无效投资带来债务风险，但这些都是小问题，大问题在于融资机制的不匹配。

中国证券报:有处理方法吗？

樊纲:有。 我认为政府应该以积极的态度积极采取措施，化解风险。 一方面修订预算法，另一方面这已经在进行。 如果允许地方政府发行债务，在中央政府的统一计划下，地方政府加快发行正式公债进度的地方债券去年发行了4000亿，今年也是4000亿，可以再多发一点。 现在赤字率不是很高，中央完全可以把这个比例提高到3%。 然后，控制金融债务不借贷，关闭影子银行提供流动性的闸门，取而代之的是债务。 即使拿出9000亿元，中央债务率也不会超过3%。 这可以替换一部分，在不提高中央地方二级债务加在一起占gdp比重的情况下，降低地方融资平台这一金融债务贷款在经济中的比重。 这个比重下降后，市场的金融风险得到一定的解决，通过持续进行，可以在几年到十年间消化这笔金融债务。

应该强调的是，机制不匹配带来的金融风险问题需要积极进行，而不是被动等待。 只有从“react”变为“preact”，风险消除后，市场才会焕发活力。

中国的高增长故事还没有结束

中国证券报:我曾经说过，除通货膨胀和通货紧缩期外，我国经济的正常增长率应该在7%-9%之间，你现在还这么认为吗？

樊纲:根据经验，如果gdp增长率超过9%，那么既不是当年，也不是后年，一定会发生通货膨胀。 这里所说的通货膨胀不是2%、3%的概念，而是至少5%到8%以上的cpi上升幅度。 而且伴随着资产泡沫、股市泡沫、楼市泡沫或两者。 2007年是典型的例子。 另一方面，如果gdp增长率低于7%，则容易导致通货紧缩，1997年、1998年以后到2003年期间，暂时出现了负的价格变动，这就是通货紧缩。 因此，在过去的20年中，经济增长维持在7%至9%之间的速度是合适的，但具体情况略有变化。

中国证券报:会发生什么变化？

樊纲: 20世纪90年代大概低7%-8%。 由于当时国有企业职工下岗人数约3千万人，生产力全部扣除，也有坏账等影响。 2000年以后的增长率很高，由于受到加入世贸组织、享受改革红利等一系列因素的影响，有可能达到8%-9%； 现在回到了7%-8%。 因为劳动力价格上涨，资源环境的制约变大了。

中国证券报:说到经济增长，您对未来几年的gdp增长率有何期待？

樊纲:潜在的增长率，也就是我们说的正常增长率是一个缓慢的变量，要确认三五年到五十年调整一次。 我们最近进行了“第十三个五年计划”的先行研究，将其稍微拆除。 基本结论是，在“十二五”期间，中国仍将保持7%-7.5%之间的增长率，仍处于7%-8%的区间，不会达到5%、6%或更低的水平。

增长率悲观的人看到了劳动力的减少，但在生产率的提高中没有看到教育水平的提高。 在目前的经济区块中，劳动力不是以往那样的简单劳动力，而是人力资本。 它和你接受了多少教育，掌握了多少知识有关。 从这个意义上说，中国的高增长故事远远没有结束，因为我们新加入劳动大军的劳动力比现在退休的人的教育起点要高得多。

中国证券报:但是，也有人认为7%-8%的增速不高，偏低了。

樊纲:这种理解不符合现实情况。 首先，7%-8%是世界最高的增长率，其次，从中国历史上看，是高增长率，对潜在增长率也是高增长率。 排除经济过热的异常时期，现在可以说只是恢复到了正常的高增长状态。 从这个意义上说，我不同意现在需要做什么刺激。

无论在国内还是国际上，持这种看法的人事实上没有看到问题的本质。 我想强调一下以前有10%的增长，这不合理，反映了过热经济状态。 而且，中国本来就不希望这样的高增长，对决策层来说，希望经济平稳、高质量的运行状态。 这些年来，我们说到宏观调控，明白政府必须压缩生产能力，抑制增速。

经济的“新常规”是告别过热

中国证券报:如何理解中国经济的“新常态”？

樊纲:一句话，新常态是经济增长终于摆脱了过热。

过去十年间，中国经济经历了两次过热期，给人的印象是gdp始终保持10%以上的增长。 但是，回顾历史，1996年以来，实际gdp增长率达到10%以上的只有2004年-2007年，年的5年，剩下的大部分年份的经济增长率没有达到两位数。 与以前相比，我们进入了比较稳定的正常高成长期。

从这个意义上说，任何悲观的论调都将过热增长误认为是正常的状态。 正常的成长是我们追求的目标。 我希望gdp能保持7%-8%的增长速度，直到去年。 如果能够实现的话，即使是7%，到年为止我们的人均gdp也将达到11000美元，接近世界划定的高收入国家的水平。 如果有7.5%就更好了。 届时，将达到高收入国家的水平。

当然，正常的高增长会在一定区间内波动。 有趣的是，现在经济一变动，就会出现各种各样的评论。 其实，这种对经济的过度分解恰恰反映了一个问题。 经济运行的稳定已经没有其他可以分解的地方了。 即使是增长率下跌，我们这些年来也逐渐小幅下跌调整为7%-8%区间，这种转移完全正常，不需要过多解释。

中国证券报:7%-8%增速，经济增长质量一定很高吗？

樊纲:从微观上看，经济运营难免有些糟糕。 资源配置相对有效性不够、价格不合理、污染严重、微观效率不够高、创新机制不够完善等，这些都还有可能。 也有一点错误的投资和浪费现象等。 但是，从动态上说，在这种相对均衡的增长率下，肯定不会发生像现在这样严重的产能过剩。 过热造成的浪费、生产能力过剩、清洁能力过剩等低效问题将会少得多。

值得观察的是，经济增长质量差带来的结果不仅在于当时的粗制滥造，也在于过热后产生的过剩生产能力。 前期的投入，后期的生产，就这样“废了”。 如果我们能保持稳定的增长速度，效率一定会变好，政府也有时间致力于改革，而不忙于宏观调控。

混合改革应确定国资产权主体

中国证券报:说到国企和国资改革，应该如何推进混合全制改革的实践？ 目前，国资如何开放是个问题，民营企业的动力也是个问题。

樊纲:混合全制首先必须强调法治。 从市场的角度来说，不可以经平等协商后收回卖出的东西。 不能变卦。 包括资产流失的理由在内，不得追回。 特别是原有经营效率低下、在原有经营管理者手中毫无价值的国有资产，在他人赚钱后不能视为国资流失，以转让后的市值计算转让前的资产是错误的。

在过去的例子中，确实经常随意反悔，破坏市场秩序。 这既是对合同精神的不尊重，也是破坏市场法律的行为。 在推进混合全制改革的过程中，这是民营企业所担忧的。

关于如何实行法治，从经济学上讲，必须首先落实所有权的主体。 一个不自然的现实是，中国至今缺乏能够代表国资国有企业行使全部权利的机构，目前的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只能起到管理作用。 将来，该机构产生并赋予其权威后，就可以通过法律保护公私财产权，防止国有资产流失。

中国证券报:如何看待控股公司和参股公司的争论？

樊纲:在混合全制公司，国资一定要控股吗？ 这个问题值得商榷。 我认为混合全制改革的最大意义在于将国有产权纳入私有产权的私家车。 因为国资、国企对管理和市场的反应，以及对市场风险的承受能力不如私企。 因此，必须尽量让私人控股。 对国资来说，最重要的是按时、按份额盈利，在管理层面，代表参加董事会，将国家的战术价值体现在公司决策上即可。

如果不使民间资本拥有决定权，原有机制仍将发挥决策作用，混合所有制公司意义不大。 只是把钱围起来作为装饰，或者“垫背”。 对民营企业来说，出钱没有决定权当然没有动力，很难发挥公司的精神。 最好不要进行这种混合所有制改革。

中国证券报:所有国企都能这样做吗？

樊纲:混合都是朝着国有资产改革的方向进行的，毫无疑问应该多次切实推进。 但是在改革的过程中，也需要注意的是很多国企规模很大，特别是在垄断领域。 面对这种国资改革，民营公司的进入程度受到外部环境和自身实力的限制，但仍应积极开放的基本平稳推进。

今后，包括一点油田在内的所有垄断领域必须对民间资金开放，如果民营公司暂时难以控股，也必须鼓励参与，尽快发展。 当然，竞争要发挥作用，就要求政府将国有企业和民营企业同等看待，鼓励民营企业在垄断领域快速发展。 这需要政府的特别政策，积极迅速地发展混合全制。

中国证券报:大家都在关注国家级国资改革方案何时出台，有人觉得现实中的国资国企改革“雷声大”。

樊纲:没有必要对国家一级的方案着急。 改革需要自上而下和自下而上的相互作用和结合，历史上许多改革都是从地方和基层开始的，特别是在操作层面。 无论是国资国企改革，还是其他一点点行业改革，我们都鼓励地方积极去尝试，希望越来越多的地方采取措施，寻找越来越好的方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