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律师解读四中全会公报：律师队伍建设新起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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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月23日，中共十八届四中全会公报发表后，在社会各界引起广泛关注。 公报对法律服务队伍建设、完善的法律职业准入制度和保障体系的建设提出了具体要求。

全会要求加强法律服务队伍建设，增强广大律师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道路的自觉性和坚定性，构建社会律师、公职律师、企业律师等特点互补、结构合理的律师队伍。

并要求建立从相应的律师、法学专家中招聘立法工作者、法官、检察官的制度，健全从政法专业毕业生中招聘人才的规范便利机制，完善职业保障体系。

21世纪经济新闻记者为此采访了全国律协刑事工作委员会副主任许兰亭、副秘书长张青松、委员王兆峰和钱列阳等知名律师及相关法律专家，讨论了四中全会对律师群体的影响和执行体验。

律师进入人大、法院、检察院或者成为新常态

四中全会提出，构建社会律师、公职律师、企业律师等特点互补、结构合理的律师队伍。 公职律师”、“企业律师”的概念受到外部关注。

但实际上，公职律师并不是四中全会公报提出的新概念。 早在10月出版的《中国公司法改革》白皮书介绍了公职律师、企业律师队伍建设情况，2002年以来，国家推进公职律师和企业律师试点，为政府决策和企业重大经营提供法律意见，社会律师(包括专职律师和兼职律师)、公职律师、企业律师共

2002年，司法部分发了两份关于公职律师和企业律师的试验文件。 中国政法大学律师学研究中心主任王进喜告诉21世纪经济报道记者:“2006年律师法修订时，公职律师、企业律师已经提上议程，但由于各种原因没有出现在修订后的法律中。”

公报再次提到这两种律师类型，顺应了律师领域的迅速发展，意味着法律服务资源的重新配置和法律服务市场的一定程度上的重新整合。 ”他说。

但在目前的考试中，公职律师还没有进入法律援助机构，王进喜说:“公职律师就是在政府内部，为政府提供法律服务。” “政府法制化的公务员实际上是公职律师。 但是，为了今后加强建设，法制化负责人必须取得律师的执行资格”。

广州市是公职律师考试较早的地区，根据21世纪经济报道记者获得的数据，国内第一家公职律师机构广州公职律师事务所截至年底仅有144名公职律师，其中专职律师更是只有11人。

相比之下，企业律师制度改革的步伐很快。 今年8月，国务院决定取消公司法律顾问的职业资格认证。 这意味着公司法律顾问30多年的职业已经成为历史。 “今后公司的法律顾问将逐渐变成企业律师。 ”王进喜说。

“社会律师是指不接受国家财政资金，通过向当事人提供法律服务获得律师费的律师。 这些律师具有容易获得当事人信任的特点，但并非人人都可以委托。 ’北京尚权律师事务所的律师张青松说。

“企业律师是公司内部拥有律师资格的员工，他们为我们提供各方面的法律服务，加深对企业的了解，公司经营、风险防范方面的服务就会更加完善。 这对社会律师来说很难。 ”张青松说。

但是，目前企业律师制度仍有较高的门槛，今年1月，广东省法律界人士厅下发《关于进一步开展公职企业律师考试工作的通知》，只有“省内注册成立和中央驻粤大中型国有企业、大型知名民营、外资公司”可以举办企业律师考试。

四全会公报还提出要加强法治专业队伍的职业保障体系，“建立从符合条件的律师、法学专家中招聘立法工作者、法官、检察官的制度”。

“现在很多法官都是法学院毕业直接录用的，但法官作为评判是非的职业，需要社会经验和法律经验。 刚毕业的学生有缺陷，对法律适用的社会经验和重要事实的评价未必周全。 ”张青松说。

“过去律师和法律专家确实进入司法系统，但只是个别现象。 但未来有可能成为常态，”北京德恒律师事务所律师王兆峰说。 “这种常态、有序的趋势可以打破不同法律职业之间的隔阂，组成一个法律共同体，法律共同体对法律观念和共识的形成有积极的作用”。

提高刑事案件法律援助的比率

四中全会公报提出加强人权司法保障。

“司法人权保障能否得到加强，首先要看辩护制度。 ’中国政法大学终身教授陈光说。 他介绍说，即使在刑事案件中，被告人聘请辩护人的比例也很低。 这涉及律师在刑事案件中的作用发挥。

在今年的全国“两会”上，浙江高院长齐奇介绍说，根据浙江省高院的统计，年前审查的浙江省刑事案件中，约有70%以上的被告人在开庭中未接受刑事辩护，在法庭上辩论失衡明显。

陈光先生说:“辩护率低的理由，首先是法律援助制度不充分。” “根据法院和司法行政部门的不同，也有不承担责任，或者对刑事辩护不感兴趣的律师，存在风险。”

法律援助问题在四中全会上受到重视。 公报提出，要建设完善的法律服务体系制度，推进覆盖城乡居民的公共法律服务体系制度建设，完善法律援助制度，健全司法救助体系。

“修改后的刑事诉讼法大幅修改了刑事法律援助制度，一是扩大了适用范围。 二是法律援助介入诉讼从审判阶段提前到侦查阶段。 三、当事人及其近亲属可以申请，改变以前指定只有法院承担法律援助义务的律师进行辩护。 ”北京邦盛律师事务所的律师苏轶峰说。

“但实际上，当事人及其近亲属申请刑事法律援助的还很少，在侦查和审查起诉阶段申请法律援助的更少。 ”他说。

“加强刑事法律援助，需要法律援助机构和拘留所的信息表达，与已经被拘留的人可以向拘留所内部派遣法律援助人员值班的嫌疑人、被告人家属相比，往往在拘留所设立法律援助站。 ”苏轶峰的建议。

“要使所有被指控的人都得到比较有效和专业的辩护，设立公职律师制度是一条道路。 ’北京尚权律师事务所的律师张青松说。

“这就是说，有国家财政资金支持的律师们。 他们为那些不能聘请社会律师的人辩护。 今后的司法援助案件基本上必须由公职律师承担。”他认为。

为不相信法律的人辩护

反腐败是四中全会的重要复制品之一。

许多经常为落马的“贪污高官”辩护的律师在接受21世纪经济报道采访时一致认为，第十八届党代会后中央的反腐力量是空前的。 刘志军原铁道部部长辩护人天达律师事务所合伙人钱列阳在接受21世纪经济报道采访时表示:“此次反腐与以往反腐有很大不同，以前反腐是反腐，但腐败仍在进行中。 但是，现在正在采取反腐措施。 而且，体制内的人一般不敢再腐败了。 因此，近期这一时期新的腐败行为明显减少，高压反腐态势暂时平息了腐败之风。 ”

“反腐败要民心归向民意，对腐败行为坚决惩处。 法律面前人人平等，有腐败就要同等追究，不能有选择地惩罚。 ’北京君永律师事务所的资深律师徐兰亭在接受21世纪经济报道记者采访时说。

这次，四中全会公报还说:“完善法律援助制度，健全司法救助体系。” 在以往的司法实践中，落马高官司法援助的例子很多。

“一开始刘志军拒绝和律师辩护。 他的本意是不需要律师。 但是，法律规定，这种案件需要律师，所以司法机关指定了律师，”钱列阳说。 “实际上，我们保护着不相信法律的人的法律权利”。

许兰亭说，落马的副省级高官获得法律援助的例子有点多。 “有人认为请律师没用，也有人担心请律师会不会显得态度不好。 是在对抗司法。”

“无论是家人委托，还是法律援助指派的案件，我都会作为辩护人，竭尽全力处理案件。 不能蒙混。 ’许兰亭表示，法律援助通常还会指派业界知名律师。

他进一步表示，法律援助案件只有2000元补贴，差旅费不够用，有一定名望的律师不关心这些，更重视社会效益和案件影响较大。 “落马高官事件通常收钱不高，经常被调查后钱被冻结，即使有钱也很担心。 ”

“作为刑律师，为不信法律的人遵守其法律的权利，为被万人唾弃的人遵守其法律的权利，这才体现了法治的精髓。 ’钱列阳对21世纪经济报道记者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