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家级新区演进图：从特殊到均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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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1992年第一个国家级新区获批到每年连续五个获批，国家级新区在中国改革开放的舞台上已经走过了20多年。 20在20多年的改革长河中，国家级新区所肩负的历史使命和实际功能，随着改革的深入而不断演变。 进入新常态时，有必要总结国家级新区的内涵，并稍加定量梳理。 梳理国家级新区批准和快速发展的脉络，三条清晰的主线相互勾结始终如一。 1.国家级新区战术从特殊到普惠 1992年浦东新区率先获批，2006年天津滨海新区获批，再到年陕西西咸新区和贵州贵安新区同日获批，国家级新区审批节奏呈现清晰的三个阶段。 在第一阶段，国家级新区是国家推进建设、承担这一时期国家开放主题、体现国家意志的窗口和试验田。 其历史地位，与改革开放之初设立深圳等“经济特区”的战术齐名，也是划定特殊区域、试验特殊经济政策模式的继续和快速发展。 到 第二阶段，天津滨海新区和重庆两江新区的批准，体现了国家级新区经验的外溢价值。 此时的中国入世已有几年，已经熟悉了世界贸易组织的游戏规则，同时在内部许多地区积累了巨大的改革和快速的发展力量。 从直辖市开始，国家级新区的经验被复制和宣传，浦东新区的经验开始涌现。 到 第三阶段，国家级新区呈现遍地开花的态势，国内七大区域中，有六个相继被批准建设国家级新区。 特别是去年，国务院相继批准了5个国家级新区。 这一前所未有的速度表明，国家级新区承担的战术功能已经从最初的国家级开放战术演化为引领地区快速发展的政策性战术。 但是，即使单个国家级新区的战术功能有所调整，在国家级的作用不再突出，但对于地方的快速发展来说，这仍然是最佳选择之一。 因此，在需要考虑地区均衡快速发展的新的历史阶段，国家级新区复盖的地区也呈现出较大的趋势。 这意味着国家级新区的分布趋势将随着国家快速发展的区域战术进行调整。 2.华中地区期待着下一个新区 在上海浦东新区的开发已经开始，中国的快速发展战术仍然以不均衡的指导思路为主。 中国改革开放的想法总体上是“摸石头过河”，在基础良好的地区寻找合适的地区，给予“先试”的政策优惠，形成政策高地。 依赖不平衡化的政策特点，这样的试点很容易形成一点突破的快速发展态势，进而带动该地区的快速发展，从政策高地形成经济高地。 如果一点突破成功，接下来就是经验的复制和宣传。 2000年以后，西部大开发战术、振兴东北老工业战术、中部崛起等一系列重要区域战术的实施，标志着我国区域快速发展开始考虑均衡快速发展的问题。 于是，在天津和重庆这两个基础良好的地区，国家级新区的政策相继落地。 年以来，均衡快速发展的思路进一步加强，国家级新区批准进入密集期。 目前，在批准的11个国家级新区中，华东、华北、东北、华南、西北、西南6个区域有布局，其中华东和西南2个区域有3个国家级新区。 仅涵盖山西、江西、河南、湖北、湖南、安徽6省的中部地区，至今没有一个国家级新区。 该区已有湖北武汉东湖高新区被批准为第二个国家级自主创新示范区，为被批准为国家级新区提供了更为便利的基础。 另外，人口和经济大省河南省和考虑建设郑东新区的湖南省都合并了长沙湘江新区。 因此，考虑到政策普惠的要求，下一个被批准的国家级新区很可能出现在这些地区。 3.整理新区内涵和质量分化的 数据也可以看出，国家级新区内涵和质量趋势明显。 年，浦东新区和滨海新区实现的区域生产总值分别为6448.6亿元和8020.4亿元，在11个国家级新区经济总量覆盖的情况下，浦东新区和滨海新区2个最早获批的新区，其体量最大，且为其他新区和 其次属于第二批的是成渝都市圈的重庆两江新区、成都天府新区、青岛西海岸新区，年经济总量分别为1650亿元、1400亿元、2266亿元，其省市也是构成中国经济快速发展第二批的主力。 位、第7位、第8位是浙江舟山群岛新区、广州南沙新区、大连金普新区，这也是新区经济总量排名的第三位。 年经济总量分别为930亿元、908亿元、782亿元。 这些新区虽然位于经济比较发达的地区，但自身的开发建设尚未完成，仍存在很大的快速发展潜力。 其余三个新区分别为甘肃兰州新区、陕西西咸新区和贵州贵安新区，年经济总量分别为163亿元、400亿元和35亿元。 这些新区都位于西部欠发达省份，批准的时间都是年后，是新区政策普遍效益均衡、快速发展思路的产物。 这样的四个梯队涵盖了中国快速发展阶段的主要地区。 在新时期下，国家级新区能否仍然引领地区快速发展，最终达到经济高地，还需要时间检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