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厉以宁建言产权激励：利润都被物质资本投入者占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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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日前在北京举办了第五届紫光阁论坛，知名经济学家在宁等出席了论坛，围绕“深化改革、创新快速发展”的主题进行了深入交流探讨。 这次论坛由中央国家机关工委推进部、《紫光阁》杂志社共同主办。 本文根据严以宁在论坛上的演讲整理，原题为“效率、道德调节与社会和谐”。

我们的社会有三种调节方法。 市场调节是第一调节，用无形的手支配资源的配置。 政府调节是第二调节，根据政策、法规、法律起调节作用的只有形式的手。

道德力量的调节是第三种调节。 无形的，有形的，有形的，也无形的。 有形由乡规民约管理，无形的力量是自律，是道德力量的调节。

效率的双重基础

我们经常谈论效率，但效率其实有两个基础。 第一个是物质技术的基础，也包括现有的现场设备、劳动力等。 二是道德基础。 光有物质技术的基础，就只能产生通常的效率，但超通常的效率来自哪里？ 来自效率的道德基础。

例如，抗日战争期间，为什么国民有那么多热情和积极性，有那么高的工作效率？ 因为效率的道德基础在起作用。

另外，大地震、大洪水等巨大自然灾害到来的时候，全国为什么会有那么高的抗震救灾精神？ 因为效率的道德基础在起作用。

例如，为什么移民社会如此高效？ 关东从清朝中期到民国时期，山东人冲破东北，其凝聚力、开发精神空前，这就是道德力量的作用。 同样，山西人出西口、广东人、福建人进南大洋，也是依靠道德力量发挥作用，凝聚着整个家族。

我们去福建龙岩参观土楼。 土楼是客家人南下后住在那里的。 里面住着几百户，外面有土墙。 一点火，土越烧越硬，围起来也不怕。 别人也不让进去。 客家人依靠家人的凝聚力。 参观后有感触很深的东西。 临走的时候让我写了题字，我考虑了一下。 写了7个字“人情道德一层中”。 土楼反映了一种道德关系，客家在当初蛮荒之地扎根，最终从这里走向世界也是道德力量起了作用。

道德调节的力量

我们的社会有三种调节方法。 市场调节是第一调节，用无形的手支配资源的配置。 政府调节是第二调节，根据政策、法规、法律起调节作用的只有形式的手。

道德力量的调节是第三种调节。 无形的，有形的，有形的，也无形的。 有形由乡规民约管理，无形的力量是自律，是道德力量的调节。

第三个调节真的有吗？ 当然。 在人类漫长的岁月里，没有市场，没有政府。 但是，人类社会生存下来了，而且一直在前进，有什么力量在调节？ 道德力量受到了调节。

有市场也好，有政府也好，偏远地区政府力达不到，市场力达不到，为什么还有人住在这种地方？ 这是道德力量发挥了调节作用。

社会生活是一个大行业，在社会生活行业中，交易行为只是一部分，大部分属于非交易行业。 家庭关系、家庭关系、社会交往关系、邻里关系等都属于非交易行业。

在非交易行业，社会生活是靠什么来运转的？ 市场不给力。 因为这不是市场活动。 政府的调节只是规定了界限，社会生活不能违反法律。 但是，它们往往处于道德力量的调节之中。 中国古代有“小乱居城、大乱居乡”的说法。 小混乱，乡下人奔向城市，城市有城墙，士兵把守，所以乡下人依靠朋友来到城市。 大乱住在乡下，大乱的时候人朝乡下跑，越偏僻越经常跑，为什么？ 城市是兵家必争之地，四面围攻、断粮、断水、火攻、水淹，破城后依然杀气腾腾，让人望而生畏，越走越远越好。 市场瘫痪了，没有发挥作用。 政府无能为力，在战乱期间管不了那么多事。 但是，人类社会生存下来的是道德力量的作用。 这些都表明存在道德调整，不是无形的、市场的调整，也不是所谓的政府调整。

现在深化改革遇到了阻力，阻力在哪里？

第一，好处集团的干扰。

二是制度惯性的存在。 制度惯性在经济学中也被称为路径依赖。 也就是说，旧方法是我的习性，旧的一套我很适应，所以人们不想改变，也不准备改变。

第三，需要完整、独立的市场主体。 没有完整的市场主体，市场化改革就难以推进。 我们通过国有公司的改革，通过民营公司的变革，逐渐完善市场主体。

第四，信用体系的建立，也就是道德力量的作用。 道德力量的调节很重要，在没有市场调节也没有政府调节的时候，它是唯一的调节。 有了市场以后，就需要完全的道德力量调节，需要比较有效的道德力量，这样市场才能更好地发挥作用。 人一定要讲信用，在没有信用的社会里不能建立市场经济。

经济起飞需要信念

世纪末、二十世纪初，德国着名的经济学家、社会学家、历史学家马克思·韦伯写了许多经济学、社会学、哲学方面的书。 最有名的代表作是《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这本书震惊了当时德国的整个社会。 他解释了为什么资本主义在16、17世纪产生于荷兰和英国的问题。 因为众所周知，最初的资本主义萌芽在地中海沿岸，虽然意大利经济繁荣，但意大利并未最初迅速发展为资本主义。

古代中国经济也很发达，但中国也没有走上资本主义道路。 那么为什么荷兰和英国最先建立了资本主义制度呢？ 用唯物论的史观来说明，我们对物质生产最重要、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等，用这个来说明。 韦伯用伦理观念、宗教伦理观念进行说明。 中世纪的意大利是天主教社会。 天主教的伦理观是这样的。 人是上帝的仆人，人人都有罪。 人如何赎罪，你选择两种方法。 一种方法:进入修道院当修女当神父，把一生献给上帝。 第二条路，如果不能去修道院，把钱捐给教堂，教会来为你做好事，你也能赎罪。 所以，当时的天主教发明了赎罪券。 赎罪券买多少就少了等。 两条路现在似乎都不能迅速发展经济。 人都不结婚，进修道院读经了，经济怎么飞速发展？ 虽然人们把钱捐给了教会，但这也不能迅速发展经济。 所以天主教不能促进经济的快速发展，意大利不能最早发展成资本主义市场。

韦伯认为，从古代中国来说，中国以三大宗教为中心。

第一个宗教，外来的宗教是佛教。 佛教在观念上教导“一辈子做好事，下一辈子过好生活”这一辈子做坏事，来世就会变成猪，变成狗，变成羊，变成马。 所以人们把希望寄托在虚无缥缈的来世上。 当然不现实。 即使重视轮回，也不能迅速发展经济。

中国的第二大宗教是土生土长的宗教，是道教。 道教分为上下两条，上面的道教追求享乐主义。 例如，王公贵族追求长生不老、炼丹等，追求快乐。 下属重视平均主义。 后汉朝的黄巾起义是道教徒起义。 五斗米道，出五斗米你就上路了。 幸运的是能一起享受。 如果有困难的话请和我在一起。 因为这是平均主义思想，这也不能使经济更迅速地发展。

第三种宗教其实不是宗教，而是被称为儒教思想的东西。 有时也被称为儒教。 儒家是忠君，是要做清官，帮助皇帝治理天下的思想，这种思想也不能使经济更快发展。

韦伯认为，荷兰和英国之所以能够迅速发展为资本主义，是因为当时实现了宗教革命，基督教分为新教和旧教，旧教为天主教，新教有着新的伦理和资本主义精神。 新教伦理就是这样。 人是上帝的仆人，人都是有罪的。 人怎么才能自己赎罪呢？ 因为勤奋工作、积累财富、创造事业是以上帝的名义创造事业的，所以事业越大，在上帝面前完成的任务就越好。 这种精神，促进了资本主义的迅速发展。

二战后，世界遭遇了“韦伯热”。 韦伯已经去世很多年了，为什么会发生“韦伯热”？ 西方国家从韦伯的书中得到启发。 那就是需要企业家精神。 特别是德国，战败了。 德国人认为没有企业家精神，就不能东山再起，所以拼命干。 韦伯讲述了这样的思想。

改革开放后，中国也曾一度掀起“韦伯热”。 一个重要的理由是，需要动力和竞争力。 没有信念和精神，不行。 信念需要精神力量。 中国曾经落后那么多年，现在时机到了。 改革开放后，大家应该勾结这种精神，没有信念和信心，中国经济无法起飞。

最红火的是社会和谐红利[/s2/]

谈了资源红利等多种红利。 旧的资源红利消失，随着科学的进步新的资源红利层出不穷。 旧的人口奖金也将逐渐消失。 廉价劳动力的时代过去了，所以这个时候必须加强教育，培养新的人口奖金。 快速发展方法的红利非常重要，快速发展方法的变化会产生新的红利。 但这些红利都不是最大的，最大的红利是社会和谐红利。

在其他快速发展中国家和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关于资源红利，他们可以拥有新事物的人口红利； 他们也可以拥有新的东西； 对于快速发展方法的红利，他们同样可以拥有新事物，他们的快速发展也有可能走在中国前面。 但是，社会制度的和谐红利，他们不能拥有。 因为，我们的社会制度决定了我们要产生这个红利。

因此，我们不仅要重视资源红利、人口红利、快速发展方法红利，还必须创造社会和谐红利。 而且，社会和谐红利要依赖信用体系建设，使人成为有道德、有信念、有信仰的个人。 这样，社会就会产生动力。 社会红利必须由我们来创造。

有人问，如何理解“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 这和人的资质有关。 如果人讲究信用，有信念的话，这是可以建造的。 否则就建不起来了。

混合全制经济在于投资主体的多元化，要真正落实法人治理结构，健全混合全制，我们还有很多工作要做。 例如员工持股制。 职工持股制实际上正在探索一条道路，能否走向社会和谐。 从经济学理论上讲，财富、利润是人力资本和物质资本共同创造的，共同创造的，那么为什么利润被物质资本的投入者占有而人力资本的投入者没有呢？ 最重要的是，要实现产权激励制度，使任何发明者、管理者、所有贡献者都能在自己创造利润的过程中获得部分股份。

比尔·盖茨，史蒂夫·乔布斯不是自己多么聪明，而是企业培养了研究小组。 只有研究小组个个发挥作用，企业才能迅速发展。 他们用什么样的力量动员这个队？ 依靠产权激励制度。 这表明，在进一步探索混合全制经济的过程中，坚持试点，不断总结经验，最终实现社会和谐红利是最大红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