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学家：反腐与经济增长没有“负面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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陆铭上海交通大学和复旦大学教授。 年7月，陆铭当选为新京报《中国青年经济学人》。

陆铭的反腐和经济增长没有“负面关系”

经济学家陆铭认为，反腐对经济增长起正面作用是首要的，反腐本身就是有价值的

8月初，光大证券(行情、问诊)首席经济学家徐高的文案，引起了国外媒体的误读。 该副本解释为“进一步反腐败将损害经济增长”。 徐高很快发表自己的文案“被严重歪曲”，称反腐不仅对中国经济有益，也是中国经济实现长期健康增长的必要措施。 由此，腐败和经济增长的话题成为话题，引起了热议。 此前，年轻的经济学家陆铭写过一篇研究反腐败与经济增长关系的论文。 8月6日，新京报就此事特别采访了陆铭。 他说，反腐败与经济增长没有负面关系，反腐败本身就是价值所在。

反腐败本身就是有价值的

新京报:你和合作者2005年发表的论文《反腐、市场建设和经济增长》，至今已近十年。 你是怎么考虑明确这篇论文的选题的？

陆铭:当时之所以想到这篇论文的主题，是因为我和同事孙刚、张吉鹏注意到现实生活中有些腐败行为，觉得有必要研究腐败与经济增长之间的理论关系。

我们还注意到，东亚经济阻滞普遍进入中等发达阶段后，反腐力度加强，政府受到比较有效的制约，法治水平大幅提高。 因此，我们想知道经济增长与腐败的关系，以及随着经济增长水平的提高腐败会发生什么样的变化。

新京报:你在论文中指出，选择适当的反腐力度，可以加大反腐力度，实现经济达到稳定前的持续增长。 在现实中，普通人和反腐败执行者如何衡量这种力量？

陆铭:我们在论文中提到的这些标准只是理论探讨，在现实生活中不可能成为指导实践的大致内容。 不然的话，书太生气了。

反腐败本身也有很多在我们的研究中未纳入的非经济影响，但考虑到这些，在反腐败的过程中基于理论推导制定反腐败力的标准是不可能的。

新京报:根据你的论文，反腐被认为是像治理犯罪一样权衡社会价格和社会利益的结果。 政府必须考虑打击腐败的价格和在新闻不对称下迫使政府官员放弃腐败活动的价格。 在中国现实中，让官员放弃腐败的价格是什么？

陆铭:反腐有利于经济增长，包括对经济增长潜在的利益，也包括对社会快速发展公正性的利益，反腐本身就有价值。 但是，反腐也有价格。 制度建设，包括反腐败活动的执行价格，这些都需要消耗经济资源。 这是因为理论上存在着反腐败的利益和价格之间的权衡。

此外，许多国家有与政府官员比较设计的激励机制。 例如，特殊的养老金制度、公务员对社会平均的薪酬水平等，鼓励政府官员长时间努力工作，获得长期回报。

这些反腐败的激励机制本身也需要一定的经济价格。 但是，这些制度本身必须以市场竞争充分为前提条件，也就是说进入公务员队伍工作的机会本身就具有竞争性。 否则，事后的高薪酬水平和福利水平将无法比较有效地防止公务员腐败。

新京报:你在论文中说应该切实反对两种认知上的极端。 一是认为腐败活动需要不顾一切代价进行打击。 另一个极端是，腐败活动被认为有助于实现资源的优化配置，反腐败可能使经济增长难以持续。

陆铭:关于反腐，首先，我们应该看到，经济快速发展到一定阶段时，当制度环境不断进步，市场竞争体系不断完善时，反腐对经济增长的负面影响逐渐下降。

即使有一点负面影响，也是非常次要的一面，腐败本身对经济增长有正面作用是首要的。

而且，反腐本身就是价值所在，长期以来社会发展迅速，因此反腐不需要只考虑对经济增长本身的影响，政治清廉、制度公平性等本身就应该成为健康社会所追求的价值。

反腐败对经济增长有长期的正面影响

新京报:根据你的研究，中国反腐的根本任务是市场建设。 你怎么理解这个看法？

陆铭:经济资源有效配置的最佳途径是公平竞争的市场经济体制，只要有公平有效的市场经济体制，腐败活动作为配置经济资源的一种形式，其作用并不重要，此时反腐损失就会减少。

新京报:如何理解“市场建设是反腐败的根本措施”？

陆铭:不要误以为政府什么都不做，市场经济体制就自然建立起来了。 市场的公正性和竞争性本身需要通过一系列制度来保障。 民主主义和法制建设本身就是市场经济不可缺少的制度环境。

只有通过民主与法制的建设，才能保证在竞争条件下资源利用效率最高的用人单位配置资源，而且政府权力受到比较有效的约束，才能比较有效地防止腐败的发生。

新京报:如何打击腐败，提高市场建设？

陆铭:从历史的角度看，世界各国在经济快速发展的初期，都存在一定程度的腐败现象。 但是，随着经济快速发展水平的提高，制度越来越完善，市场体系越来越有效，腐败活动得到了比较有效的抑制。

因此，目前中国需要的是在民主和法制建设的过程中不断完善市场经济体制。 民主和法制建设本身就是市场经济体制建设不可缺少的部分。

新京报:经济增长是一个动态一致的过程，目前有观点认为，突然采取的高强度反腐措施将破坏政经运营的“平衡”。 我们应该如何看待短期失衡、长期快速发展的问题？

陆铭:首先，我认为我们的公务员队伍和政府官员队伍大多数不应该因为腐败而成为政府官员或公务员。 因为，关于腐败和经济增长的关系，必须区分短期和长期。

短期内，反腐会破坏一部分费用，特别是奢侈品行业的供求平衡，影响经济增长。 另外，由于不敢找出租，个别政府官员的努力程度也有可能下降。

但是，长期以来，我不认为腐败和经济增长之间有这样的负面关系。

经济学的研究中，没有任何研究证明腐败程度越高经济增长速度越快。 国与国之间比较，不如说发达国家政治清廉，腐败程度相对较低。

反腐和制度建设应看到经济增长的长期正面影响。 例如市场主体将因制度的改善而面临更公平的市场竞争。 公司不再将许多活动用于租赁行为，而是致力于公司的经营管理和创新。

有了廉洁的环境，公司的投资也可以进入越来越多的生产性投资，不需要支付额外的腐败费用。 此外，由于制度环境的改善，人们认为自己的努力会得到公平的回报，因此会增加人力资本的投资。

新京报:你也在论文中引用了“比较有效的腐败”的概念。 应该怎么看待这个概念？

陆铭:在进行这样的理论讨论之前，我首先必须强调，这些理论讨论不应该作为现实生活中的反腐标准。 因为，要区分比较有效的腐败和绝对的腐败在操作上是非常困难的。

新京报:你怎么理解这两个概念？

陆铭:比较有效的腐败是指在腐败过程中，经济资源被分配给生产效率高的招聘者。 此时，腐败活动可能确实向生产效率高的公司分配了资源。

与此相反，如果腐败没有把经济资源分配给更有效的公司，这种腐败就是绝对的腐败。 也有使用公款无节操的支出等与经济资源分配完全无关的腐败活动，这更是绝对的腐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