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科院专家：未来五年是爆发金融危机高危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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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明

生于1977年，分别于1999年和2002年获得北京师范大学经济学院学士和硕士学位，2007年获得社会科学院经济学博士学位。 现任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经济政治研究所国际投资研究室主任、中国社会科学院国际金融研究中心副主任。 研究行业是国际金融和中国宏观经济。

出版《大萧条下的中国变局》、《世界金融危机与中国国际金融新战术》等学术书籍。 入选首批中组部青年拔尖人才支援计划和中国金融博物馆第二届青年金融学者。

"今后五年是金融危机的高危机期. "

社科院的张明认为，如果能够抑制资本的异常流动，推进结构改革，就不会恶化或缓和危机

核心观点

如果结构改革的推动力和危机对策不当，中国有可能爆发系统性金融风险。 今后5到10年是金融危机爆发的高危险期，政府有必要制定政策计划。 掌握资本对异常流动的控制，增强国内外主体对中国经济和金融体系的信心，重构中国经济增长的动力，就不会加剧或缓解危机。

警惕金融系统风险的爆发

新京报:你在最近的文案中提出，中国政府必须做好应对危机的准备。 最近，一些著名的经济学家认为，中国经济目前处于危险地带，如果改革不顺利，可能会面临巨大的危机。 是吗？

张明:确实有这样的风险。 中国金融系统风险也是我这几年的研究重点之一。

新京报:如果将来中国爆发金融危机，会发生在什么行业？

张明:从私营部门、政府部门、对外部门三个部门可以看出中国金融体系的风险。 这三个部门各面临一点风险危险，目前正在逐渐累积。 而且，这三个部门之间的风险很可能是联动的。 未来，在特定情况下，内部或外部的负面冲击可能会导致金融风险在这三个部门相继爆发，同时形成恶性循环。

新京报:分开来说，如何理解私营部门的风险？

张明:在私营部门，金融风险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 第一，我国公司部门的负债是世界大国中最高的，占gdp的比率为130%左右。 公司高负债与高投资相对应，高投资形成了公司的高产能源。 在过去内需和外需都很强的情况下，这种模式不会有问题，会带来高增长。 但是，全球金融危机爆发后，外界的指控开始萎缩。 随着国内经济潜在增长率的下降，内需也开始下降。 内外所需的萎缩表明了过剩的生产能力。 过剩产能意味着公司投资不回价格，银行向公司贷款不回本息。 因此，在未来几年内，呼吁萎缩加剧的产能过剩必然会导致中国公司部门的杠杆作用，使银行不良资产比率大幅上升。

第二，银行系统的健康与房地产领域的健康完全联系在一起。 我们曾经估算过，中国商业银行发放的贷款中，有4、50%左右与土地和不动产的价值密切相关。 这些贷款最后能否顺利收回，与未来中国房地产市场的变化密切相关。 例如，如果全国房价下跌三分之一的地价，商业银行的资本金将会产生相当大的损失。

新京报:但是，有经济学家认为，由于中国首付比例高，中国房地产贷款不会给银行带来很大风险吗？

张明:既然风险不大，为什么最近宏观经济下行，政府开始放松房地产领域的宏观调控呢？ 首付保障使居民住房抵押贷款比较安全，但对开发商的贷款和对地方融资平台的贷款安全界限并不高。

新京报:公共部门的风险是什么？

张明:过去十多年，政府债务占gdp比率上升速度太快，特别是在全球危机爆发至“4万亿”之后。 根据审计局最新的调查，截至去年6月底，中国政府整体债务占gdp的比例为56%左右。

随着私营部门金融风险的爆发，银行放贷率将大幅上升。 如果中国政府像1998年那样大规模救助银行系统，未来几年政府债务水平将持续快速上升，最终市场对政府偿还债务能力产生怀疑，市场对通货膨胀减轻债务负担的担忧可能也会加剧。

新京报:对外部门的风险是多少？

张明:过去十多年，中国一直国际收支盈余。 但是，未来的变化将逐渐消除双顺差。 例如，随着人民币升值、劳动力价格上涨、国内其他要素价格的调整，目前我国经常账户顺差占gdp的比率明显下降。 在资本账户方面，中国政府正在推动中国公司的海外投资。 中国家庭和公司以前只能在国内配置资产，但将来随着资本账户的开放，他们有将资产的一部分配置到海外的强烈动机。 也就是说，中国可能有很大的资本外流。 因此，我国资本账户盈余也有可能缩小，出现逆差。 如果国际收支盈余转为正或负，我国外汇储备将开始下降，人民币汇率将开始下降，资本外流的压力可能会带来新的危险。

危机的爆发概率取决于政府的对策

新京报:如果这三个部门发生联动风险，会产生怎样的恶性循环呢？

张明:我认为，未来中国最有可能面临的危机路径是，随着中国资本账户开放加速，美联储进入新的加息周期，对外部资金的吸引力将大幅提高。 在特定的情景下，中国可能有很大的资本外流。

资本外流很可能会大幅降低国内流动性水平，大幅上升国内利率水平。 利率上升会增加私营部门的金融风险。 例如，公司部门加速杠杆化、房价下调，公司杠杆化和房价下调加速银行放贷上涨。

因此，今后3~5年，银行放贷大幅上升的可能性很高。 这些都会导致国内外主体对本国经济和金融体系信心的下降，他们将越来越多的钱转移到海外。 这样的话，资本外流将进一步加剧，人民币汇率将面临更大的贬值压力，进而由于资本外流，国内流动性将进一步收紧，利率将持续上升，构成风险闭环，是恶性循环。

新京报:根据你的指引，这场危机实现的概率有多大？

张明:危机爆发的概率取决于中国政府的对策，其实我们完全有能力不引发危机。 两个对策很重要。

第一，资本想要流出就可以流出吗？ 换言之，中国政府有能力维持对异常资本流动的管制吗？ 如果掌握资本对异常流动的控制，中国政府就不会或可以缓解危机的恶化。 如果问题只是国内的话，中国政府还是有很强的能力的。

第二，在风险浮现的背景下，国内外主体对中国经济和金融体系的信心能否维持或加强？ 换言之，能否推进看起来有点困难的结构改革，重塑中国经济增长的动力？

资本账户开放的冲销机制很危险

新京报:关于资本账户开放，近期呼吁开放的呼声很高，央行也有加快上海自贸区、前海特区、沪港通等地开放的政策。 但是，你持有反对意见。 为什么？

张明:我并不反对开放资本账户，但我认为开放的过程必须更加渐进、谨慎、可控。 这样，中国政府就可以保存管理异常资本流动的能力。

我赞成开放像上海港通这样一定额度可以控制的跨境金融投资的措施。 但是，我反对为资本账户的开放制定硬性的安排。 例如，在以前的市场上，有传言说中国政府将于年实现资本账户的基本开放，于年实现资本账户的全面开放。

没有必要为资本账户开放这一非常敏感和模糊的事情制定硬性的安排。 这应该是在各方面改革比较完整的情况下水到渠成的结果。 不应该用来逼国内的结构改革。 这种穷追不舍的机制其实很危险。

新京报:你认为其他改革进展到什么程度，资本账户可以开放吗？

张明:资本账户全面开放应该有一点先决条件。 第一，人民币利率和汇率的形成机制应该充分市场化。 二是目前影子银行体系积累的风险、房地产市场下调可能发生在商业银行的放贷风险等中国金融市场现有的脆弱性有待解决。 第三，中国政府应尽快建立新的宏观审慎监管框架，并由此取代资本账户管制。 在这些准备就绪之后，如果全面开放资本账户，中国经济抵御负面冲击的能力将明显增强。

新京报:我刚刚提到，不引发危机的第二点是保持投资者的信心，其中重要的一环是结构调整。 你认为中国经济的结构应该如何改革？

张明:目前，对中国经济最重要的结构性调整有三个。

第一，更好地在居民、公司、政府之间分配全体国民的收入，给居民带来越来越多的利益。

第二，打破国有公司对几个服务业部门的垄断。 这个服务业部门包括教育、医疗、通信、铁路、金融等部门。 未来，中国经济必须进一步增长，主要动力源(行情、问诊)泉将来自服务业。 因为，我国制造业的快速发展已经达到了很高的水平。 服务业要想高速发展，必须打破市场准入门槛，使民营公司才能真正与国有公司竞争。 此前三中全会决议中提到的混合所有制，包括最近石化公司的一点改革，是个好的开始。

第三，加快国内各种要素价格市场化进程。 要素既包括土地、水、电等资源，也包括环境价格，必须将其内在化为公司的经营决策。 只有要素价格充分市场化，才能使中国经济从粗放型增长变为集约型增长，变为资源节约型、环境友好型增长。

应对危机必须制定政策计划

新京报:关于推进改革路径，你有何建议？

张明:第一，必须推进结构改革。 只有结构改革不断推进，中国经济才能真正完成转型，真正跨越中等收入陷阱。 以上所有愿景都基于国内经济在未来一二十年能否再维持6%以上的增长。 虽然来自既得利益集团的反抗非常强烈，但我很高兴现任政府对推进改革有很大的勇气和决心。 如果能把本回合反腐的勇气和决心运用到结构改革的推进上，我认为就足够了。

另外，从历史上看，新兴经济体市场大部分成长为发达经济体区块的过程中，都会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经历各种类型的危机洗礼。 因为今后5到10年是中国金融危机爆发的危机期，必须制定政策计划。 其实我认为危机爆发不是最重要的，危机爆发后如何应对才是最重要的。

世界上有两种国家。 成功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的国家，如亚洲韩国和北欧芬兰等，数量很少。 两个国家的优势在于，虽然爆发过金融危机，但都很好地利用危机达成了国内共识，推进了进一步的改革。 另一个国家陷入了拉丁美洲这样的中等收入陷阱，无法摆脱。

新京报:目前，对于未来中国经济增速，经济学家有很多猜测。 有乐观的人，也有悲观的人，都有很大的争论。 你觉得怎么样？

张明:这两个都是根据未来改革方案的不同而得出的结论。 乐观的是，正如北大的林毅夫教授和复旦的张军教授一样，认为中国经济在未来20年有可能维持8%左右的增长。 他们基于相信中国能够成功进行结构改革，顺利改变增长方式的乐观愿景。 在这一愿景下，中国经济有可能快速增长。

但是，大多数人不那么乐观，认为6%或7%就可以了。 这是因为考虑到目前中国的政治经济现状和潜在的金融风险，我们认为在今后5到10年内要成功地进行国内结构改革是非常困难的。

新京报:你是中国经济的悲观主义者吗？

张明:我对中国经济的未来感到谨慎乐观。 如果政府能真正推进国内结构改革，中国经济将保持较快的增长速度，并能在今后十年中跨越中等收入陷阱。 我今天提到的许多负面情景，我真心希望中国不会成功。

新京报:你如何评价当前改革的进展？

张明:有个比喻说，中国的改革最初就像摸着石头过河，但现在进入深水区，河水的深度已经超过了人的高度，走水底也走不动了。 这个时候，请一定要上浮，以对岸的目标为目标游泳。 如果不清楚地知道想到达哪里，就不能顺利地游泳。

新京报:在你看来，我们现在的改革目标是什么？

张明:我认为三中全会给的蓝图是个好目标。 国际社会对三中全会决议的评价很高。 但谁都说，关键要看执行，看七八年后提交的成绩单。 这个目标可能包括人均gdp达到1万美元以上，跨越中等收入的陷阱。 有更公平的收入分配；社会阶层之间的弹性更大。 这可能就是中国梦问题的含义。

■人物

我想成为“坏警察”的经济学家

虽然在经济界已经建树，在社科院担任研究室主任，但张明看起来还是个大男孩，穿着休闲整洁，容易打开话题的盒子。 然而，在回答记者对当前经济问题的各种提问时，张明却含糊不清，逻辑严密。 他说，这些都是因为他每天都在想。

张明不是迷恋书房的学者。 他把自己和这个开放时代紧密地联系在一起。 他运营着博客和微信公众账户这两个新媒体平台，并且经常更新。 记者访问时，张明正在美国访问，几天后新作更新，有欧元汇率走势性评价的文案，发表在人民日报上。 他的新媒体上有很多读书笔记。

张明喜欢主动表达自己的想法，认为研究应该与市场结合，即使观点对立也应该与其他研究者交流。 他自己也经常作为另一方出现在各种论坛上，尽管有争议，但他还是尊重对方的意见，认为“市场的快速发展需要思想市场的开放”。

对于目前的经济，张明表示了很多悲观的评价。 但他表示，之所以想提出越来越多的悲观剧本，是因为政府希望“事先预见，最终不用”。 他说自己起着“bad cop”“坏警察”的作用，向政府提出了一点警告。 如果政府能不这样做，那将是一大乐事。

针对微言批评政府政策过分干涉市场，张明认为政府官员对当前经济形势的理解不可低估。 “政府高官在内部交流上非常坦率，但对外可能有所担心。 ”对于目前被保守经济学家批判的“4兆”政策，张明也表示理解。 他说事后做评估总是很容易的，面对问题时，政府可能反应过度，但不反应就更危险了。 所有政府实际上都积累了经验。

“批评总是很简单。 困难在于提出建设性的意见。 ’张明说，他的任务是在批评之后提出正能量的意见。

■同题答疑

新京报:你对年经济和社会运行最大的担忧是什么？

张明:结构改革推进滞后。 经济增长率大幅下降，政府可能不得不重用大规模扩张政策，加剧制造业产能过剩、新建基础设施利用率不足、房地产市场供需矛盾等当前结构性问题。

新京报:三中全会的300项改革中，你最关注哪一项？

张明:国有企业改革和土地改革。

新京报:一篇评论指出，未来两年将是上述推进改革的关键期。 你认为两年内，改变现状最有希望的改革是什么？

张明:第一类是金融部门改革，如人民币汇率利率市场化改革、民间金融机构准入等。 第二类是国有企业改革，如混合全制方面的改革。 我认为土地改革不会进行得那么快。

新京报:您认为未来十年，哪个领域最有投资前景？

张明:服务业，特别是养老、医疗领域。 随着中国社会进入老龄化社会，养老、医疗问题越来越重要。

新京报:如何看待知识分子的社会责任？

张明:需要独立思考的能力。

新京报:对很多经济学家来说，你最尊敬的人是谁？

张明:我的导师余永定先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