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敬琏：社保基金缺口不小 政府须赶快把它还了”

本篇文章7163字，读完约18分钟

吴敬琏

吴敬琏，国务院快速发展研究中心研究员，中国经济50人论坛学术委员会荣誉成员。 1984年以来，担任国务院快速发展研究中心常务干事、国务院经济体制改革方案办公室副主任、第九届和第十届全国政协常委兼经济委员会副主任、国务院新闻化专家咨委会副主任。 获得孙冶方奖五次； 2003年被国际管理学会授予“优秀奖”； 2005年获得第一届“中国经济学奖优秀贡献奖”。

他和经济学界的几位同事一起创立了我国比较制度解体学科。 运用该学科的研究成果，他对我国迅速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基础理论做出了重要贡献。

中国经济50人论坛学术委员会名誉成员吴敬琏:

在不发生危机的条件下着力推进改革

中国经济50人论坛、本财经与清华经管学院联合举办的本长安讲坛第257届日前召开。 论坛学术委员会名誉成员、国务院快速发展研究中心研究员吴敬琏发表了题为《新历史起点，新改革征途》的主题演讲。 吴敬琏说，根据十八届三中全会通过的《关于全面深化改革几个重大问题的决定》，年中国迎来了改革全面深化的元年。 全面深化改革的核心问题是解决政府和市场的关系，任务是建立统一开放、竞争有序的市场体系。 但是，新的改革道路还面临着许多困难和危险，特别是资源短缺、环境恶化、乏力、产能过剩等实际困难。 在目前的条件下，最正确的方针是维持经济在不发生系统性危机的条件下着力推进改革。

年是全面改革深化元年

吴敬琏说，现在的总口号是“以新的历史起点全面深化改革”。 要说这个问题，首先需要回顾的是中国在什么样的历史平台上展开了新的改革。

1984年是中国改革的历史起点。 当时，中央十二届三中全会通过了《中共中央委员会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决定》，开始全面改革。 到了1992年的十四大，决定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因此开始了新的改革。 之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初步建立，这构筑了更高的历史平台，迎来了中国经济的崛起，中国经济开始以更高的速度增长。 但是，20世纪末期建立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仍然保存着许多旧体制的遗产。 吴敬琏表示，旧体制的优势是，我们通常称之为计划经济，但实际上不是我们理解的经过计算后进行资源配置的经济模式，而是保存原有理论上的计划经济的行政干预手段，准确地说，称之为计划经济，通常称为支配经济 所以，当时确立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初步框架实际上是半市场经济。 半市场半统治的经济是过渡性的经济，其优势在于既有过去的经济制度因素，也有未来的经济制度因素。 因此，存在两种可能的前途。 一个前途是旧体制的遗产逐渐消失，政府然后不应该发挥作用第一是微观经济行业退出，做它应该做的事情是提供公共品。 经济体制逐渐完善，逐渐接近以法治为基础的现代市场经济制度。 另一种可能性是，新元素没有成长发扬，旧的体制遗产变得更强，出现被称为国家资本主义，或者政府主导的经济体制的危险道路。

的观点认识到了这些，建议继续改革。 因此，2003年中共中央委员会十六届三中全会通过了《关于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若干问题的决定》。 这个决定说，中国经济的快速发展仍然存在许多体制上的障碍，因此必须进一步推进改革。 但是，这个问题始终没有得到处理。

许多人认为，这是因为在21世纪初，人们陶醉于20世纪改革取得的成果，觉得没有必要进一步改革。 因为要改革就必须舍弃一些旧的东西，这会影响一些人的利益。 于是发生了改革的停滞，一些行业也出现了倒退，市场发挥作用的地方被政府的作用所取代。

所以，原来体制中存在的两个问题越来越严重了。 一个是成长模式的问题。 中国的经济增长依赖于粗放式的以投资主导为中心的模式，1995年制定第九个五年计划时提出了变革，转向了由效率化带来的技术进步推动的经济增长。 但是，因为有体制性障碍，所以很难转圈。 结果，粗放的经济增长模式引发的各种问题越来越严重，从微观经济的角度说，从资源越来越匮乏、环境越来越破坏的宏观经济的角度说，会出现货币过剩、流动性过剩、资产负债率越来越高等现象 另一个问题是腐败。 它从20世纪80年代后期开始出现，到了21世纪，由于政府获得了更多的资源，腐败越来越猖獗。

八大研究了这些情况，做出了“以更大的政治勇气和智慧全面深化改革”的决定。 也就是说，在现在这样的历史平台上，全面深化改革，从半市场半统治的经济向基于法治的现代市场经济转型是中国当前面临的任务。 十八届三中全会根据十八届代表大会的方针，就“如何进行全面改革”进行了战术部署，要求通过《决定》，通过163个方面的336个项目的改革，建立年以前所要求的体制。 然后，今年迎来了中国全面深化改革的元年。

建立新的市场体系面临三大障碍

吴敬琏说，根据十八届三中全会的《政策决定》，全面深化改革的重点是经济体制改革。 经济体制改革的核心问题是解决政府和市场的关系。 习总书记在证明《政策决定》草案时表示，“更好地解决政府与市场的关系，实际上是解决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还是政府起决定性作用的问题。” 所以，经济改革要达到的目标是市场在资源配置中发挥决策作用。

他认为目标是让市场在资源配置中发挥决定性的作用。 实现它需要建立一定的体制、制度。 三中全会《决策》表示，建设统一开放、竞争有序的市场体系，是市场在资源配置中发挥决定性作用的基础。 也就是说，如果没有这样的制度基础，就无法在资源配置中发挥决定性的作用。

一是建立统一的市场体系。 因为政府在资源配置中也起着主导作用，而政府通过两个系统构建了组织框架。 一个系统是分项目的，也就是分领域的，另一个系统是分块的，也就是分地域的。 条纹和区块的存在也切断了市场的经济联系。 到了21世纪初，中国的许多经济活动由市场运营，但不是统一的一体化市场，而是一个个被块状分割的碎片化市场。 所以要建立统一市场，就必须消除区块分割。

第二，如果这个市场是开放的。 现在的市场不是对所有市场主体开放，而是分等级的。 国有企业、集体公司、民营经济区别对待。 所以，必须建立平等对待所有市场主体，平等获取市场要素的市场体系。

第三是竞争。 这是市场的灵魂。 但是，过去出现了行政权力干预和具有各种行政背景的垄断公司，许多细分市场缺乏竞争力。 另外，因为根据与权力的关系不同，主体的力量也有差异。

第四个是秩序。 由于中国市场受到各种权力的干预，因此混乱不堪。 就是缺乏法治。 总是用红头文件治理国家。 有序市场是指市场体系必须建立在规则基础上，建立在法治基础上。

五是市场体系。 从20世纪80年代开始，许多人对市场的了解大多局限在商品市场的范围内。 其实中国的商品市场有问题，但最落后的不是商品市场，而是要素市场。 比如说资本市场，存在着各种缺陷、碎片化，不对所有主体开放，不能平等竞争。

吴敬琏表示，《政策决定》中直接作用于经济方面的改革大到100多件，还有一个改革超出范围，但也与树立要求的市场有关。 如果这些改革进行得顺利，中国就能形成年以前三中全会论述的现代市场体系。 虽然《决策》是一个非常好的决议，但这并不是说通过后就能顺利实现。 中国现在在新的起点上走上了新的改革道路。 这条路面临许多困难的障碍，不是轻易能实现的。

阻碍主要有三个方面。

第一个是意识形态。 由于中国从苏联学开始计划经济并长时间执行，形成了这种反映经济社会体制的意识形态。 这种意识形态具有延续性，很容易因为新的征兵而继续阻碍进一步的改革。 更大的问题是，现在很多好处的障碍都是打着意识形态的旗号说话。 总的来说，不管是因为思想意识还是物质上的好处，都有人打着这个旗号。 有相当大的影响。

其次，在改革30多年的时间里，大部分中国人受益，但其中一个好处是体制上的缺陷带来租赁，所以有些人存在着靠权力获得的好处，也就是特殊的既得利益。 因为靠这样的权力发财的特殊既得权益阶层不想放弃这个权力，所以肯定会成为进一步改革的障碍。 特别是21世纪以来，寻租活动的制度基础越来越广泛，代表这种好处的人们的势力也越来越强。

第三，指出一些实际的矛盾和困难。 由于中国在带病体制下运营多年，在经济和社会的快速发展中积累了一系列矛盾。

总之，吴敬琏说，要实现以新的征兵全面深化改革的任务，必须攻坚不摧。 处理这些问题，特别是第三个问题，一方面需要很高的专业素养，而且必须巧妙的运营艺术。

很快，吴敬琏重点阐述了全面深化改革的实际困难。 他说，由于多年来体制的缺陷和粗放式的增长积累了许多实际矛盾和困难，也擅长在经济持续快速发展的条件下推进改革，解决这些实际困难。

第一，粗放的增长方式由于大量消耗资源，导致了现有资源的严重短缺。 中国目前对很多重要能源和原材料的对外依存度非常高。 另外，这种粗放的增长模式也造成了高污染，环境越来越差。 最突出的是，人类生存的基本条件被破坏了。 人类生存的最基本条件有三个。 土地、空空气、水。

第二，中国近年来一方面货币流通总量过大，另一方面诉说乏力，经济增长率下降。

第三，产能过剩问题严重，公司经营困难。 大量投资引起了两方面的问题，一方面生产能力增长很快，另一方面投资率过高，费用率过低，最终导致诉求不足。 那么，现在几乎看不到主要产品中任何一个生产能力不过剩的现象。 另外，宏观经济最突出的问题是国家资产负债率过高。 这是国有公司的债务和地方政府的债务，据去年统计，国家资产负债表的负债率超过了国内生产总值( g d p )的200%。 通常，200%被认为是警戒线，所以超过200%就有可能发生系统风险。 系统性风险是指在某一阶段因困难而导致整个市场突然崩溃。

应对上述问题，现在各有不同的意见。 一是应该救市，刺激经济增长； 另一个认为不应该采取像2009年那样强烈的刺激政策。 另一方面，因为2009年刺激带来的结果至今仍未消化。 另外，2009年以后也采取过几次全面刺激政策，强度没有2009年那么强，但刺激效果越来越衰退。 因为投资的收益率在减少。

这场争论涉及到另一个问题，那就是为什么要努力维持g d p的增长速度？ 吴敬琏介绍说，今年两会之前，有一场争论，认为今年的预期增长率应该定为7.5%，还是7%。 之后，政府吸收了两边的意见，定为7.5%左右。 李克强总理在两会期间表示，稳定增长的目的是保证就业。 增长速度的高低对大众没有直接的影响，有影响的是就业。 这里有问题。 就业和成长是什么关系？ 一般认为它们之间有一定的比例关系，但在现实中并非如此。 由于增长存在结构性问题，因此不同产业对就业的贡献不同。 例如，如果投资重工业的话，雇佣的灵活性就很低。 就业灵活性高的是服务业。

吴敬琏认为，中国经济目前虽然增长速度下降，但就业并未恶化。 只要能确保雇佣，增长速度高或低都没什么关系。 实行金融宽松增加投资的刺激措施弊端大于利润，利润可以提高g d p增长，坏处是阻碍经济快速发展模式的转变，进一步累积债务。 流通中的货币量已经是g d p的200%，债务率不能再提高了。 否则，会在中长时间内带来更高的危险。 现在，对货币政策总量过于严格的看法是错误的。 目前最正确的方针是在维持国民经济不出现系统性危机的基础上，着力推进改革。 只有提高改革效率，才能从根本上处理现在遇到的困难。

释放现有风险，防止系统性危机的发生

吴敬琏认为，为了防止系统性危机的发生，应该做六件事。

第一，防止风险的积累。 为了尽可能地释放现在存在的风险，有必要停止没有回报的无效投资。 基础设施投资也是如此。 因为经济学的观点是以资源不足为前提，选择将资源放在哪里。 所以，应该尽量放在有效和有回报的部分。

第二，停止给僵尸公司输血。 吴敬琏表示，目前一些公司实际上是僵尸公司，起死回生无望，但政府靠银行贷款和政府补贴维持。

第三，使用国有资本偿还政府或债务。 或者说有负债，就是说政府有负债，但在资产负债表上看不到。 例如社会保险基金存在缺口，同时这个缺口还不小。 这样，现在就可以用政府的资本归还它，降低国家的杠杆率。 前年上海做了这件事。 对员工社会保障体系的建立和国有公司的改革有很大的利益。

第四，对不还债的公司实行破产重整，释放风险，使大地震成为小地震。 对负债率过高的公司也要进行资产重整，释放小风险，不要积累。 将大地震变成小地震，不会引起系统整体的振动。

第五，充分利用“日光浴”开发区等资产库存。 有很多开发区征收了土地但公司没有进入，有必要充分利用这些资产的库存。

第六，辅以灵活的宏观经济政策。 虽然也需要短期的政策，但是全面的刺激政策不是好政策。

这样的方针能否奏效，是否有利于快速发展和整个改革，从第一季度的情况可以稍加印证。 年中国经济进入了增速下滑的道路，但年就业形势相当好。 年政府的新雇佣计划为900万人，实际上实现了145%。 今年一季度g d p增长率持续下降，就业形势略好于去年，新增劳动力基本消化殆尽。 之所以会发生这种情况，与增长的结构变化有关，最明显的变化中有一些是第三产业发生了。

从2006年开始强调迅速发展服务业，号召多年，但从去年开始有了明显的变化，中国历史上第一次的第三产业比重超过了第二产业。 服务业吸收就业的能力远远强于制造业，因此虽然g d p增长率下降，但就业形势不仅没有恶化，反而有所改善。 为什么明明号召了很多年，这两年却变了？ 其实我认为这是改革的错。 年1月，上海开始从销售税转为增值税，其他城市纷纷做出回应。 到了7月，国务院决定在全国宣传。

另一个是从年初开始的工商登记的简化和便利化。 本届政府将简政放权视为非常重要的改革副本，其中一个亮点是降低工商登记门槛。 据去年统计，许多地方新注册的工商数量增加了70%以上，但有些只是注册了就没有营业。 例如，上海增加了70%以上。 一部分是为了应对自由贸易区的政策，先拿牌照，主要是服务业的小公司。

吴敬琏说，上述两项改革只能说是全面深化改革的前奏曲，三中全会从以前就开始了。 这些只是小改革，但已经起到了明显的作用，有助于提高人们对改革能从根本上处理问题的信心。 三中全会至今还有一段时间，但各方要总结经验，如何才能搞好最重要的建立统一开放竞争秩序的市场体系相关工作，需要先有这样的认定，然后政府和群众合作推进改革。

问题和回答

问:国有公司改革是十八届三中全会的一个亮点，有消息称将成立几个国企，这些企业的角色定位到底是怎样的？

吴敬琏:十八届三中全会《政策决定》在国有企业改革方面有非常重要的意见。 即，从原来的管理公司变成管理资本。 为了使我们大部分公司成为混合所有制，股票是分散的，由不同的全员持有。 但是，它具体是如何实施的？ 现在还没有看。 第三次全面改革指导小组的讨论也没有讨论。 但是，在十八届三中全会以前，学术界有许多研究报告提出了相同的意见，它们有具体的操作方法。 第十八届中央委员会第三次全体会议的《政策决定》吸收了这些意见。

2002年有点国有公司倒闭，导致员工养老金失踪的问题。 当时的朱镕基总理委托学者设立了一个方案。 文案大致就是这样，将向全国社会保障基金理事会支付相当数量的国有资本。 社会保障基金理事会作为这笔资金的所有者，再次招标并请中外资本管理企业进行管理。 这些资产管理企业作为全部委托人，持有部分国有资本运营，包括各持股企业的董事会派遣董事会参与经营。

目前，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的管理办法是与组织部一起任命高级管理层，最重要的中央企业一把手由组织部任命，副手由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任命。 然后，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审查这些公司的业绩，决定高级管理层的任命和报酬。 而三中全会的精神是管理资本，向政府需要的事业和公司投入资本，然后作为所有人影响董事会，公司的经营管理交给董事会按照企业法解决，是完全不同的做法。

问:你认为我们现在进行了30多年的改革后，需要在那些方面下功夫吗？

吴敬琏:从现在的情况来看，金融改革的进行大致正常，似乎有再加速一点的趋势。 第一是三个文案，一是放宽准入，支持金融创新；第二是两个主要价格市场化，一是利率，一是汇率。 三是改变监管的方法。 特别是中间的一个可能是核心改革，但是由于最近影子银行、互联网金融的快速发展，以及央行支持金融创新，看起来速度比原来预想的要快。 例如关于利率市场化，今年3月周小川中央银行总裁谈到两年内可以实现，比当初的预想加快了。

另一个是财税改革，本来应该说争议就很大，但最近深化改革领导小组审议财税改革的方案，似乎基本通过并加快。

个人认为需要加一把劲的是国有企业改革。 例如，正如我前面提到的三中全会决议所述，支付国有资本充实社会保险基金应该很容易做到。 而且，我以前做过两次。 一次是1993年，十四届三中全会通过决定后，财政部编制了这个名单，准备充实社会保险基金。 但是，由于其他部门的问题，这个事件搁浅了。 第二次是2002年，政府社会保障、老员工未清偿1.8万亿美元，当时国有净资产3万亿美元，国务院决定拨出1.8万亿美元的国有资产充实社会保障基金。 二十一世纪初，由于又遭到政府部门反对，又搁浅了。

另一个争议较大的是土地产权改革的问题。 三中全会的《政策决定》说得比较笼统，但对于具体的实施，各部门似乎有不同的看法。 但是，这个问题关系重大，不仅是农民的利益，我们城市化目前出现的问题也与土地产权制度直接相关。 我认为这样的事件应该加速。

另一个事件应致力于法治建设。 对现代市场制度来说，没有任何法治支撑它。 我们在法治建设方面，由15次代表大会提出，但进展缓慢。 特别是司法公正，审判独立，三中全会还强调了这一条，这方面应该加快，否则很多经济改革不会落到实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