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敬琏：应划拨国资处理养老金缺口 胆子要大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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吴敬琏纵论深化改革的三大障碍

●意识形态上的苏联模式障碍

●特殊既得权益层的障碍

●旧体制造成的障碍

《中国经济周刊》记者张璐晶|北京报道

年2月10日，举办了初雪后的北京风和日丽、钓鱼台国宾馆5号厅内“大佬云集”、“中国经济50人论坛年会”。 知名经济学家吴敬琏、中国人民银行副行长易纲、中国经济改革研究基金会国民经济研究所所长樊纲、全国人大财经委员会副主任委员吴晓灵等齐聚一堂。

这次年会的主题是“突破难点，推进改革”。 与为了改革必须牺牲快速发展速度，必须付出代价的观点相比，出席会议的许多专家认为，改革与经济增长之间不存在必然的替代关系，改革突破了前进道路上的诸多难点，带来了收益、红利、经济的持续稳定增长

在会场上，吴敬琏几乎被记者们包围着。 记者们期待着他如何防范大家关心的问题，如十八届三中全会后改革的关键和难点、宏观层面的系统性风险、养老体制改革、房价调控等。

论坛前一天，吴敬琏刚结束一个多月的行程从美国回到中国。 论坛组织者担心84岁的他会因为时差而疲惫，但吴敬琏不仅听了所有的演讲和讨论，还随手接受了几个采访，发表了大会发言，坚持到晚上7点才离开。

《中国经济周刊》记者在会议间隙对吴敬琏进行了特别采访。 吴敬琏对记者说，他在美国的时候去听高中的经济学课，感受很深。 人们在谈论最基本的概念。 因为经济学会研究一点最基本的问题。 “经济学家需要做的是通过我们的研究，帮助政府选定最有效、最迫切、最有效的措施。 ”吴敬琏说。

推进改革以防止系统风险

十八届中央委员会第三次全体会议提出了一系列涉及社会经济文化各行业体制机制创新的新思路措施。 在确定改革的对象和目的后，如何设计改革的路径，成为了目前最关注的问题。 吴敬琏说:“我们站在历史的入口，对于全面深化改革的总体设计，我们早就期待着‘用思想的力量来激活经济社会制度的创新’。”

《中国经济周刊》: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建设统一开放、竞争有序的市场体系，是市场在资源配置中发挥决定性作用的基础”，你认为这其中的关键和难点在哪里？

吴敬琏:十八届三中全会通过后，大家都很兴奋。 我们面临的问题是如何落实？ 有三个方面的障碍需要处理。

一方的障碍是意识形态的障碍。 中国实行了几十年的苏联模式，苏联体制在这几代人之间影响非常大。 但是，我们提出了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 也就是说，不是苏联的社会主义，而是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但是现在说起社会主义等，容易变成苏联式的。 当然，改革以来，这方面的障碍逐渐减弱。

第二个障碍是特殊的既得权益阶层的障碍。 我没有使用既得权益这个词。 因为我们都是改革的既得利益者。 但是，利用权力谋取利益的既得权益将阻碍进一步的改革。 由于原体制有缺点，找租金的力度很大。 特别是这几年，这些力量还变大了。 进一步的市场化和法治化触及他们的利益。 这种制度，如股市ipo，会稍微接触到通过批准而受益的人。

第三个障碍是旧体制带来的实际困难可能阻碍改革。 例如，银行曾经维持在低存款、高贷款利率，但如果存款利率提高，银行就会受到冲击，能够轻松获得银行贷款的国有公司也会受到冲击。 当然，这些冲击并不一定现在发生，但这是实际的困难，不能迅速推进银行业的技术改革。 另外，过去还积累了很多其他问题，要推进改革，不是会引起经济体系的系统性风险吗？ 如何防范这种风险是现实的。

《中国经济周刊》:“中国股市不如赌场”，你认为应该如何推进股市改革？

吴敬琏:股市红利未遍及全民，小投资者损失惨重，证券市场存在太多寻租腐败空之间。 我们的股市不正常，所以必须推进改革。 大家都没信心了，处理的方法就是规范市场。 证券市场的一些部门权力太大了。 要使股市正常化，监管部门、证券公司和媒体必须应对新闻不对称的问题。

《中国经济周刊》:你认为年内最容易见效的改革措施是什么？

吴敬琏:我认为最重要的是尽快完善现代市场体系。 重要的是，要保持党的十五大方向不变。 (编者注: 1997年，党的十五大和十五届一中全会，用了三年左右的时间，使大多数国有大中型亏损公司摆脱困境，到20世纪末，大多数国有大中型骨干公司初步建立现代公司制度为目标。 ）

例如，国有企业改革有三个条件，第一个还是要回到十五大政策决定的方针上来。 其实十八届三中全会的决定是重申了十五大的方针。 第二条是处理“僵尸公司”的问题。 负债率相当高的公司靠补贴生存。 赚钱的国企数量很少，很多国企靠补贴生存。 第三条是所谓的竞争政策，对反垄断法的执法，应当平等对待所有不同制度性质的公司。 不是让国有企业更“优越”，而是要通过平等竞争让市场做出决策。

《中国经济周刊》:你认为年的宏观经济会怎么样？ 会发生通缩吗？

吴敬琏:现在进退两难。 现在货币发行量太大了，时间不匹配，部门不匹配，甚至缺钱。 因此，有两种决定可能性。 一个是如果继续印票，房地产泡沫恶化等，超过临界点后泡沫有可能破裂；另一个是采取收缩政策，经济有可能衰退。 所以必须把短期措施和长期措施结合起来做。

我认为今年对中国的整个经济形势有很大的压力。 多年来中国经济积累了很多问题。 其实和污染一样。 一开始没感觉到。 有人觉得杞人忧天，但污染积累到一定程度的话会非常困扰。

第十八届中央委员会第三次全体会议给了我希望，这些问题必须处理，也必须处理。 但是，处理这些问题需要时间，必须保证在这个时期不发生系统性风险。 应该说中央、中央银行、财政部还是有能力的，如果东亚其他国家变得像我们一样，发生了很多事情，但我们什么也没发生。 而且，如果我们的改革进行得顺利，我们就可以通过提高工资、提高经济效率来解决问题。

《中国经济周刊》:你认为防范系统性风险应该观察哪个？

吴敬琏:说哪个项目不容易，去年在50人的论坛上我们讨论了这个问题。 资产负债表负债率过高的问题，必须解决。 怎么解决？ 央行和李克强总理都建议充分利用库存。 目前，我国可能有上千个“晒太阳”的开发区，但是哪些库存怎么办，哪些僵尸公司，是否存在国有企业的大额债务，他们的要求是国家嵌入，纳税人嵌入，这个方法不行。 因此，十八届三中全会的决定表示，要积极迅速地发展混合所有制，即使是略有战术意义的经济行业也应该吸收民营公司的投资。 然后是对银行的可疑资产，贷款。 有可能放贷的东西可以用证券化的方法或别的方法解决。 现在解决的规模不是很大。 比如卖给理财企业，或者理财企业帮助他们。

国有资产转账可以处理养老金缺口

年12月23日，中国社会科学院“中国国家资产负债表研究”项目组发布的《中国国家资产负债表》对—2050历年养老保险收支情况进行了估算和预测。 结果表明，如果继续落实现行养老体系，到2023年全国将不发放职工养老保险，将出现资金不足的情况。 养老保障涉及所有身体的切身利益。 对此，吴敬琏认为，即使有养老金缺口，也可以通过向社会保险基金多缴纳国有资产来处理。

《中国经济周刊》:对于城市养老体制改革、“双轨制”甚至“三轨制”等现象，你认为处理的关键是什么？

吴敬琏:我认为首先有两个处理方案。 第一个是国有资产的转移。 社会保障基金的钱不够，所以拨的勇气必须大一点，以前不怎么拨。 这么多国有资产本来就是老员工创造的。 另一个是提高社会保障水平，实现全国统一。

对于养老保险是否存在差距，在政府机关中的意见也不完全一样。 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认为没有差距，全国社会保险基金理事会认为差距很大。 这里面的问题是老员工的空账户。 (编者注:养老保险制度改革前退休的“老人”虽然没有缴纳过个人账户的养老保险资金，但国家仍然全额发给他们养老金，没有积累个人账户，空账户来源于此。

从现有员工来看，还存在资金储备，但老员工是空账户，因此挪用了现有员工个人账户的钱。 在现有员工还在花钱的时候，当然看起来没有问题，但在现有员工花钱的时候，也就是社保基金董事会所说的差距越来越大的时候，有办法挖掘国有资产和部分国有公司的利益来充实个人账户。

大致在2001年、2002年的时候，当时国务院总理朱镕基委托美国经济学教授刘遵义设计方案，算账，准备拨号。 当时世界银行估算资产需要提取1.8万亿元，那时国有净资产有3万亿元，但其提取最终被停止。 现在，有很多人重新提出要注销国有资产，充实养老金账户。 我也觉得这件事必须做。 报一箭之仇利润很大。

政府应该增加土地的供应

回顾中国楼市的10年，老百姓戏称:“一边上升一边上升，越上升越上升。” 年3月1日，国务院再次发布楼市调控细则，进一步提高第二套住房贷款首付比例和贷款利率的个人售房将按转让所得的20%严格征税。 但是，此次调控中的亮点政策——“二手房”销售税20%的政策只在北京等地实施，在全国大部分城市没有严格执行。 市场震惊后，从去年5月开始，房价再次坚挺，楼市仍未出现可控上涨的怪圈。

《中国经济周刊》:经过多年的管制，很多房价依然在上涨，你认为房价上涨的根本原因是什么？ 怎么调节？

吴敬琏:房地产价格上涨的根本原因是货币超发，并不是囤积房地产。 如果投资买房没有钱，怎么投机？ 房价的上涨和下跌是由供求关系决定的。 房屋购买者现在有两种。 一个是投资者，想通过投资房地产来实现财富的保值增值；另一个是客户。 我想拥有或者改善住宅。

从长远来看，房价最终由费用索赔决定。 所以，政府应该尽量让市场发挥作用，不要过多干预房价，爱护对方，不要抬高其他商品的物价。 政府要增加土地供应，大量建设廉租房，使廉租房成为主流而不是保障性住房、经济适用房，但在法制不健全的中国，保障性住房很可能被有权势的人占有或建得很远，低收入者不太容易受益

处理唯gdp论，不能从上到下选择干部

在2007年的全国组织实务会议上，习主席强调:“不能再简单地用gdp来讨论英雄了。” 18届中央委员会第三次全体会议也确定了“要全面快速发展成果评价体系，纠正单纯以经济增长速度评价绩效的偏向”的建议。 但是，什么是替代gdp的指标呢？

《中国经济周刊》:《唯gdp论》近年来备受批评，但归根结底是考察政府官员业绩的首要手段，从顶层设计的角度来看，你认为什么是替代gdp的指标？

吴敬琏:如果是自上而下的考核(干部)，gdp是最简单直接的指标，只有在官员的任免晋升上，才能让老百姓有越来越多的发言权，让地方人大有更大的权力。 老百姓的考核标准与自身有关，空气体污染严重，gdp再高对他也越来越没有好处，干部考核并不完全是自上而下的考核，还需要自下而上的考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