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民工市民化现状报告：到2050年才能完成城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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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中国农民工市民化程度综合评价

2009—年—部分农民工市民化进程

农民工参保情况

农民工收入增长与城镇就业收入

农民工市民化现状报告

公共服务、经济生活、文化素质三项指标下降了2升

《中国经济周刊》与中国社会科学院城市快速发展与环境研究所联合发表了《中国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进程报告》

定居城市、教育孩子、租房、社会保障、看病、买药……近年来，对约2亿4千万的城市农民工来说，这些看似普通的生活，并不那么容易实现。

从某种意义上说，城市化是农业转移人口的市民化，第一是农民工的市民化。 根据我国第六次人口普查数据、中国人口和就业年鉴等相关数据，全年我国城市约有2.4亿农业转移人口，占城市人口的1/3，其中约有1.56亿外来农民工，约占农业转移人口的65%，

农民工市民化是指从农村转移到城市的人口，经过城乡转移和职业转换，并获得城市永久居住身份，平等享受城市居民的各项社会福利和政治权利，成为城市居民的过程。

但是，农民工市民化并不等同于取得城市户口，更深层的要求是，农民工在取得城市户口的基础上，在政治权利、劳动就业、社会保障、公共服务等方面与城市居民(市民)享有同等待遇，在思想观念、社会认可、生活习惯等方面融入城市

因为，实现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将是一个漫长的历史过程。

年3月，《中国经济周刊》与中国社科院城市快速发展和环境研究所联合发表了《中国城市化质量报告》，公布了全国286个城市的城市化质量排名。

今年，基于最新最准确的年数据，我们再次联合发布了《中国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进程报告()》，通过数据观察展示了农民工现阶段公共服务、经济生活、文化素质、政治权利四方面的基本情况。

此次评估由于缺乏政治权利的相关数据，在评估农民工市民化进程的一些变化时没有考虑政治权利指标。 最终数据显示，其他三个数值可获得的指标总分比去年下降0.47个百分点。 农民工市民化正在停止。

农民工市民化的整体进程:

年已停止

目前，我国农业转移人口的市民化程度到底如何？

社会科学院城市快速发展环境研究所“城市化质量判断提升路径研究”项目组(以下简称“项目组”)，利用以往的年度数据，对中国农民工的市民化进程进行了评价研究。 结果显示，年中国农民工市民化进程为39.56%。

根据《中国统计年鉴》()、《中国人口与就业统计年鉴》()以及国家统计局发布的《年全国农民工监测调查报告》等最新发布的权威数据，《中国经济周刊》将联合中国社会科学院城市快速发展与环境研究所跟踪评估年中国农民工市民化的进程，

该评价体系分为政治权利、公共服务、经济生活条件、综合文化素质四大项目，共分为17个项目，构建了“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程度综合指数”。 各指标以年城镇居民相关指标的平均值为“标准值”、农民工相关指标的平均值为“测算数值”、“测算数值:标准值”，得出农民工市民化各指标的“过程”值，评价农民工市民化全方位与城镇居民的差距。

总体来看，年中国农民工市民化程度综合指数为39.63%，比去年上升0.07个百分点。 综合指数涵盖的17项指标，除4项数据不足、2项数据无新数据外，其他11项指标中，6项上升、5项下降。

四个指标中，缺乏政治权利指标下的“选举权和被选举权”、“参加社区管理”两个项目的指标数据，因此“党团员中参加党组织活动的比例”的项目缺乏新的数据。 这是因为在分析近年来综合指数的变化，进一步了解农民工市民化的过程时，应该去除这个指标。

2009——年至2009年中国农民工市民化进程在公共服务、经济生活、文化素质三个方面，各项权重测算显示，前三年整体以每年1.5个百分点的速度前进。 但是到了年，整体进程停止了，下降了0.47个百分点。

公共服务:

外出打工的农民占城市居民的44.49%

公共服务指标分为“子女接受公务教育的比例”、“签订劳动合同的比例”、“住房保障”，以及“城市社会保险参与率”(包括养老保险、工伤保险、医疗保险、失业保险、生育保险)共8个细分指标。

年，在农民工市民化进程中，在公共服务方面，农民工与城市居民之比为44.49%，比年的45.20%反而下降了0.71个百分点。

离城市居民最近的只有工伤保险参与率。 2003年公布的《工伤保险条例》将农民工的工伤保险参保率定为24%“最高”，与城市人口工伤保险参保率( 26.71% )非常接近。

在养老和医疗保险方面，由于没有处理好养老和医疗保险的接续、流转、异地结算等制度问题，农民工的城镇社会保险参保率总体较低。 年，农民工养老保险、医疗保险、失业保险、生育保险参保率分别为14.3%、16.9%、8.4%、6.1%，同期城市人口参保率分别为42.75%、75.36%、21.39%、21.68%，差距较大

数据显示，农民工社会保险参保率从年到年略有增长，增幅低于往年水平。 究其原因，首要有两个方面。 一是随着农村养老和医疗保险制度的不断完善，许多农民工选择在农村参加社会保险，降低了相关保险参保率的增长。 另一方面，农民工参保意识不强，且缺乏维权意识，雇主公司也缺乏积极性，导致农民工社保参保率低、推行缓慢。

在农民工子女教育方面，随着2006年新修订的《义务教育法》将农民工子女公平接受义务教育的问题提高到法律水平，随着流动，子女进入城市公立学校的比例逐渐上升，年来基本稳定在80%左右。 但是，考虑到50%左右的留守儿童在老家接受教育，农民工子女在输入地接受公务教育的比例达到了每年约40.08%，比每年( 39.2% )有所提高。

农民工子女打工入学困难的一个原因是城市教育资源不足农民工子女入学困难 在学校里，家长经常需要提供各种各样的说明资料，领取借条，以招生额已经满等为理由拒绝农民工子女入学。 二是义务教育的“地方责任、等级管理”政策使得农民工子女的教育经费难以落实，农民工子女在城市上学难以享受“两免一补”的政策。

另外，农民工签订劳动合同的比例也只有43.9%。 在住房保障方面，由于缺乏数据，该进程的推进情况未纳入综合指数。

经济生活:

是城市居民平均水平的一半

从“农民工月平均工资”、“购房或独立租房比例”、“人均支出”三个指标来看，年衡量农民工经济生活条件的指数为50.21%，比年( 50.77% )下降0.56个百分点，为城市居民平均水平的一半。

根据国家统计局的调查数据，年农民工月平均工资为2290元，仅为城镇就业人员月平均工资( 3897元)的58.76%。

近年来，农民工收入从2009年的月平均1417元增加到了每年的2290元，与城镇职工的平均工资差距也在缩小，农民工月平均收入与城镇就业人员月平均工资之比从2009年的52.47%上升到了去年的58.83%，―年为这个数值

从农民工居住条件来看，农民工独立租赁住房或自购住房指标逐年下降，从2009年的17.9%降至年的14.10%，其中独立租赁住房13.5%，自购住房仅0.6%，大部分人选择雇主或公司提供的集体宿舍( 32.3% )

农民工独立租赁住房和自建房比重下降的原因比较多、复杂。 魏后凯指出，全年工地车间增加，生产经营场所和回家居住的比重上升。

农民工人均月支出指标由于缺乏新的数据，年的“过程”数值与年持平。

文化素质得到了提高

与公共服务、经济生活相比，受教育程度衡量的农民工文化素质进程最低，仅为城市居民平均水平的38.30%。 但是，这个数值比年( 35.63% )有所提高。

年，农民工“高中/中专以上文化人口比例”为26.5%，同期城市就业人口中这类人口的比例为50.0%； 农民工“大专以上文化人口比例”为7.8%，在同期的城镇就业人口中，这样的人口比例为25.2%。 此外，去年，农民工中接受农业技术培训的约为10.7%，接受非农业职业技能培训的约为25.6%。 但是，“实际业务技能水平”项目由于数据不足，因此这不包括在整体数值中。

《报告》主笔魏后凯解读数据背后的深层原因

解读户籍制度改革缺乏实质性进展

城乡福利待遇的落差，是城乡二元户籍制度及其附属社会福利制度横亘在农民工和城镇市民身份之间的根本制度障碍。 国家出台了一系列推进户籍制度改革的政策，开展了城乡统筹试点工作，但户籍制度改革一直缺乏实质性进展。

户籍只是表面现象，隐藏在背后的实际上是户籍背后的社会保障和公共福利。 因此，农民工市民化的最关键是推进公共服务均等化，实现城乡统一的社会保障制度。 实现市民化后无差别的社会福利待遇将给地方政府带来巨大的财政压力，也是户籍制度改革困难的理由。 虽然一些省份尝试统一城乡户籍，但在原城乡人口最低生活保障、保障性住房、社会保险、退役军人安置、交通事故赔偿等方面的待遇差距依然存在。

解读2推进社会福利均等化

处理农民工收入、福利和城市居民差距问题的途径是推进城市公共服务和社会福利均等化，推进城乡社会保障制度的统一。 只有公共服务均等化，才能逐步处理农业转移人口和城市人口的经济收入、住房等一系列差距。 但是，市民化并不是马上就能应对的，农民工和城市人口虽然在经济、住房、学历、技能等多方面存在差异，但也必须意识到差距在缩小。 欧美各国农民融入城市在城市化过程中也需要几代人，市民化是一个漫长的过程。

解读六个故障

从整体情况看，农民工市民化之所以没有停止，首先是由于农民工社保参保率增长放缓、农民工子女入学公立学校比例基本稳定、农民工收入增长低于城镇职工平均工资增长三个因素。 但是，从根本上讲，农民工市民化进程缓慢，最存在的是价格障碍、制度障碍、能力障碍、文化障碍、社会排斥、承载力制约等6个障碍。 因此，为了加快推进市民化，有必要完全完善体制机制，彻底消除这6个障碍。

采访了中国社会科学院城市快速发展与环境研究所副所长魏后凯说:“中国将于2050年完成城市化。”

《中国经济周刊》记者李凤桃北京报道

年末，中国城镇化率已经达到53.73%，进入了由增速向减速的过渡阶段。 但多年积累的问题日益严重——市民化问题复杂化、土地城市化现象出现、大城市疾病泛滥、农村空心化迹象、粮食安全堪忧……未来20年，将有2亿多农业转移人口进入城市。

中国的城市化问题怎么处理？ 对此，《中国经济周刊》采访了中国社会科学院城市快速发展与环境研究所副所长、《中国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进程报告》第一撰文人魏后凯。 他认为，目前中国城市化的核心问题不是城市化的速度和水平，而是城市化质量太低、没有质量的市民化、没有市民化的城市化。

观念、制度、价格等的障碍

阻碍市民化的

《中国经济周刊》:《中国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进程报告》显示，年中国农民工市民化只比去年上升了0.07个百分点，从一些指标来看，市民化进程还在下降。 对于这几种变化，报告不会停下来解释。 这说明我国推进城市化的现实难度很大。 你觉得最难的是哪里？

魏后凯:难点有两个。 另一方面，量比较多。 目前，我国需要市民化的农民工有2亿多人，由于我国的户籍制度，多年来没有市民化的人口积累在这里。 目前，中国的市民化仍然是双轨制，政府允许有条件的农民工定居，但条件很高。 例如，博士、博士后学历、多交税、有稳定的事务所、有住房等，能定居的人很少。

另一方面，面临着观念障碍、制度障碍、价格障碍等多方面的障碍。 城镇人口不愿意农民工分享城市福利待遇。 例如，在北京高考的问题上，北京人不愿意外籍学生参加北京市的高考。 他们认为教育资源有限。 你来了，当地人对公共资源的采用就会减少。 这是偏见，是认知上的障碍。

大城市“高配”

农民工大量涌入

《中国经济周刊》:农民工市民化是否意味着越来越多的人流失到大城市？ 这会给城市带来更多负担吗？

魏后凯:从目前的调查数据来看，大部分农民工确实流向大中城市，特别是大城市，农民工也希望留在大城市。 这个趋势的形成是因为政府的资源配置集中在大城市，集中在行政中心，甚至很多机关和机构都把好的资源投入到大城市，所有的资源和功能都集中在高水平的行政中心。 这种大城市的偏颇、行政中心的偏颇导致了大城市和中小城市的资源配置不均衡，公共服务有很大差异。

例如，北京市的公共服务很好，但北京市周边小城镇的就业机会和公共服务不行。 如果这些周边小城镇就业岗位多，公共服务好，生态环境好，住的房子宽，如果我为什么要挤进大城市呢？ 农业转移人口进入中小城市后，中小城市也会迅速发展。

所以，我们必须减少大城市和中小城市之间公共服务和快速发展机会的差异。 面对大城市的偏向，政府应当进行合理的诱惑，将公共资源向中小城市倾斜，至少使中小城市受到同等的待遇。

市民化价格为

多个缔约方合作，进行改革

《中国经济周刊》:根据你们专题报告的测算结果，一个农民完成市民化平均需要13万元的公共价格个人每年平均需要支付1.8万元的生活价格，而且不需要一次性重复支付10万元的购买价格。 根据我国现政府和个人的经济现实，很难处理这两个价格问题吗？

魏后凯:首先要明确的是，公共费用不一定要由政府出钱，也可以引入社会资本，13万元的公共费用包括不重复一次性支付2.6万元，剩下的每年2400元的后续投资，比如社会保障。

假设公共费用由政府出钱，每年处理2500万市民化，政府认为每年不重复的投入为6500亿元，相当于我国全年公共财政收入的5.5%，由中央和地方政府承担。

对于市民化的个人价格问题，单纯让农民负担，也负担不起。 我们提出了农民工市民化与农村土地制度改革相结合的方法。 中央提出赋予农民越来越多的产权，但是农民在农村有承包地、宅基地、山地、林地等资源，所以要把这些资源变成资本，把这些资本变成可以出租、抵押、变现的资金，农民有资本进城，农民工在城市生活、农民工

要处理这些问题，第一，必须建立多元化的价格分配机制。 对于公共价格，中央和地方都需要投入钱，公司也需要参加。 第二，大中小城市要协调快速发展，必须特别重视中小城市。 一份调查报告显示，大城市市民化价格是中小城市的2~3倍，特大城市是中小城市的3~5倍，也就是说我们在中小城市定居的价格很低，所以吸引农民到中小城市工作生活的意义更大。

在地方打工的农民很多，

中央转移支付额相应较多

《中国经济周刊》:推进城市化，地方政府最不希望的可能是在同样的财政收入下增加财政支出。 那么，怎么处理这个问题？

魏后凯:我们的政府现在注意到了这个问题。 第一，我们必须改变观念。 过去，我们越来越多的把农民工当作劳动力。 很多地方需要人力但不需要人口。 他们希望农民工就业，但不希望农民工定居。 这是一种歧视观念，农民工参与工业化、城市化建设，为城市建设做出巨大贡献，不分享工业化、城市化成果，是不符合科学快速发展观的。 所以，我们要更加平等地看待农民工，让他们参与城市建设，共同分享城市化的成果。

第二，建立长效机制，通过体制、机制保障政府对市民化的财政投入。 其中，中央已经确定地方政府加大投入，中央政府建立财政转移支付制度，带动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地方接收更多农民工，中央转移支付也相应增多。

无计划，

有可能出现“幽灵城市”和许多贫民区

《中国经济周刊》:有人说城市化是经济社会快速发展过程中的自然历史过程，难以规划。 多次参加《国家新型城市化计划》讨论，你如何看待计划对城市化的作用？

魏后凯:这并不矛盾。 城市化是经济社会快速发展的结果，不是目标。 城市化是适应经济社会快速发展的漫长历史过程，但不能不为此制定计划。 这就像我们过去说经济快速发展依赖市场机制一样，政府不应该计划诱惑，但之后也会扮演政府的角色。 因此，不能否定政府的作用。

制定政府计划可以发挥诱惑作用，政府可以对城市化进行顶层设计，有整体安排。 毕竟，城市化需要很长的时间，需要体制机制来推进相应的改革。 相反，如果没有计划，城市化就会产生很多问题。 例如在中南美，由于很多人流失到大城市，形成了大量的贫民窟。 这是没有政府合理诱惑公共服务、基础设施和城市化规划的教训。 中国在城市化进程中没有出现很多贫民窟。 这是中国城市化的一大经验。

目前，我们需要消除目前城市化推进过程中的一点误解，弥补目前市场造成的缺陷。 如果没有好的计划，城市化就有可能房地产化，如果大家都赶不上搞房地产的产业，那么一点点可能就会出现“鬼城”； 城市化推进时如果不和农业现代化结合，农村可能会出现一点“空”心村”，出现“农村病”。 如果没有规划大城市，就会发生交通堵塞、房价上涨、空煤气污染等大城市病。 所以，城市化规划是非常必要的，现在急需。

城市化不能以生态、农业为代价

《中国经济周刊》:现在很多人认为我国的城市化仍然滞后于工业化，那么如何我国的城市化与工业化、新闻化、农业现代化同步快速发展呢？

魏后凯:目前，我国城市化和工业化基本协调。 过去，我国的城市化远远落后于工业化，但近年来，随着城市化的迅速发展，这种状况基本上发生了变化。 目前，中国城市化的核心问题不是城市化的速度和水平，而是城市化质量太低、没有质量的城市化、没有市民化的城市化。 因此，下一个中国城市化的关键是提高城市化质量，提高农业转移人口的市民化程度，而不是追求速度快、水平高。

同样，我国农业现代化也是一个大问题。 过去，我国长江三角洲、珠江三角洲一点地区的城市化建立在牺牲耕地、牺牲农业现代化的基础上。 虽然这些地区城市化迅速发展，但耕地减少，粮食产量下降。 随着城市化的发展，这些东西从国家粮食主产区变成了国家粮食主销售区，把保障国家粮食安全的任务交给了中西部地区。 如果我们现在采取这个方法，13亿人口的饮食问题谁来保障？ 这是个大问题。 因此，要加快农业现代化，我们的工业化、城市化不能以成千上万的人牺牲生态环境、耕地、农业为代价。

我国的城市化率

2050年接近天花板

《中国经济周刊》:根据你的研究，将来有多少农业人口会流入城市？ 我国什么时候能结束城市化的进程？

魏后凯:当前，我国城市化正处于转型时期，即从加速到减速的转型时期。 通常，城镇化率在30 %~70 %时，城镇化是快速推进的时期，30 %~50%时是加速推进的时期，50 %是转折点，50 %~70 %是减速推进的时期。 目前，中国城市化为53.73%，我们正在减速推进的过程中。 未来，我们的城市化速度将越来越慢。

1996—年，我国城市化年均推进速度为1.39个百分点。 —预计到—2030年，我国城市化的年平均增长速度将达到0.8~1个百分点；到2030—2050年，速度为0.6~0.8个百分点。 相比之下，我国目前的城市化速度还很快。 到2030年，我国城市化率估计将达到68%左右，到2033年，我们的城市化率达到70%左右。

2050年，中国的城市化率可能会超过80%。 城市化率并不是越高越好，城市化率有天花板和饱和度，我认为这个饱和度在85%左右。 将来，10%到20%的人可能是农村生活的人口，很多人想住在农村，所以农业人口可能会低于10%。 到2050年，我国城镇化率基本接近这个天花板，城乡人口结构、土地结构、空间结构稳定，我国基本完成城镇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