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京津冀一体化必须小心平衡

日前,有媒体报道北京首家海外转移企业207家,主要涉及化工、建材、铸造等门类。 目前,名单已通报天津、河北等地。 对接流程为北京市提供搬迁公司名单,天津、河北等地在名单中评选。 如果对接意向明确,当地政府部门和北京市发改委将完成对接。 这些公司大多是“三高一低”公司(高投入、高能耗、高污染、低利润),因此尚未出现对接成功的案例。

“消息称北京第一批207家企业外迁至天津或河北”

“京津冀一体化”不是最近的提法,计划已经有了,但是进程很慢。 今年3月,李克强总理做的政府工作报告指出,“加强环渤海和京津冀地区的经济合作”,这为一体化从“提法”到“方法”开辟了道路。 今年2月底,习主席也听取了北京·天津河北协同快速发展的报告,强调实现北京·天津河北协同快速发展是一项重大的国家战术,要反复互补、互利双赢、稳步推进,加快科学走出持续协同快速发展的道路

“消息称北京第一批207家企业外迁至天津或河北”

中央关于京津冀一体化的决定当然是民意所向,也是大势所趋。 另一方面,北京作为首都,交通、住宅、环境压力日益加大,急需在生存和快速发展的空之间移动,天津和河北是不错的选择。 另一方面,天津和河北多年来与北京的快速发展有一定的背离,必须跟上北京的步伐,承担北京产业和事业的转移是协调的。

“消息称北京第一批207家企业外迁至天津或河北”

如果一体化顺利的话,这个设计就完美了。 但现实表明,执行这个计划并不是一件简单的事件。 否则,一体化早就成了渠道。 前述媒体报道的现象是典型的困难,正如河北省一位官员所说:“最先搬迁的企业大多是高污染、高能源公司,这类公司到哪里都是负担,因此目前天津、河北省承担的热情不高。 ”。 他们是等待第二次海外转移的企业名单,但问题是,如果第二次也是同样的公司,河北和天津该如何选择呢?

“消息称北京第一批207家企业外迁至天津或河北”

从最初的海外转移企业大多是“三高一低”公司可以看出“转移地”的漏洞所在,但“转移地”也有智慧。 京津冀一体化是利国利民的国家战术,也是各方利益博弈的漫长过程。 在我们看来,目前一方提出海外搬迁公司名单等待另一方评选的方案效率不高,天津、河北评选公司的犹豫和谨慎值得称赞。

“消息称北京第一批207家企业外迁至天津或河北”

地方政府对“三高”公司提高准入壁垒,是中央在“告别gdp论英雄”后的良好反应。 当然,如果京津冀多次改变目前的转入标准,一体化无疑会陷入某种僵局。 换言之,需要双方更能接受的方案。 也就是说,根据习大大提出的“互利双赢”,调整对外转移企业名单,呈现“胖瘦”组合的产业结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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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先,北京外迁公司不能过于集中于化工、建材、铸造等“三高”公司。 不这样做,你将面临无处可接受的困境。 从“理性人”的观点来看,北京的方法无可厚非。 当然,我们希望高附加值、低能耗、低污染的公司留在首都,但作为国家战术,京津冀一体化不仅需要应对北京的烦恼,还需要提高天津、河北的产业水平。

“消息称北京第一批207家企业外迁至天津或河北”

其次,天津、河北主动提出愿意调入的公司名单,也可结合拟转出北京的公司名单,形成某种合理的组合。 任何决定和选择都是利弊参半,京津冀一体化需要共享繁荣,也需要共享风险。 换言之,天津、河北也不能只打自己的算盘,需要负责。

“消息称北京第一批207家企业外迁至天津或河北”

再次,搬迁的公司也需要端正态度。 撤出北京不是怀着寂寞的心情离开家乡,而是应该积极地奔向前途。 公司从北京到天津或河北,即使改变主战场也要改变公司的战术。 这些公司可以利用新环境中的税收、土地、人力等特点降低公司的运行价格,提高市场竞争力。 并且,这些公司也需要通过机制创新、技术升级等方法来改善能源消耗、高污染产业的现状。

“消息称北京第一批207家企业外迁至天津或河北”

当然,对于转移的公司,也应该充分尊重经营自主权,在执行国家战术和维护公司利益之间取得平衡。 该优待的要优待,该给予退出补贴的要补助,产业转移不完全是行政决策,也需要市场经济的思考。 总之,京津冀一体化需要合适的公司组合,不仅仅考虑一方的好处,还需要很多协商游戏,最终才能坚定地执行这个国家的战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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